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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英國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1958~1960年)
發布時間: 2019-09-10    作者:宋良    來源:國史網 201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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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臺灣地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因素,成為各國爭奪的焦點。英國出于對自身利益等因素的綜合考慮,于1950年承認了新中國,但同時繼續與臺灣當局保持聯系。這一“騎墻政策”引發中美等多方不滿,給英國政府處理與臺灣當局的關系帶來諸多限制。在此背景下,英國處理對臺問題本應低調謹慎,但從1958年至1960年,英國政府內部卻頻繁討論并兩度放寬其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這一現象值得學界關注。本文主要利用英國外交部檔案和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相關檔案,探討1958~1960年間英國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討論過程、動因及影響,以期對深化研究有所助益。

  英國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第一次討論(1958~1959年)

  自1954年美國與臺灣當局締結《共同防御條約》之后,臺灣當局的主要貿易伙伴是美國和日本。同時,臺灣當局以貿易為拉攏手段,希望緩和與英國的關系,以提高其國際地位。1958年1月,臺灣當局向英國駐淡水“領事館”透露,其有關部門正在擬定1份價值1000萬美元的項目清單,并打算從英國大批量采購機械設備等工業產品,但要求英國能給出有競爭力的價格,并且允許臺灣當局在5~10年內完成支付。[1] 作為官方出口信用保險機構,英國出口信貸擔保局(以下簡稱英國信貸局)對于分期付款的商業進出口合同進行擔保,一旦買方未能按期付款,則按承保金額對本國出口商給予補償。當時,英國信貸局對于涉及臺灣地區的非ICA資金支持訂單[ICA,即美國國際合作總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由于臺灣地區接受美國大量的經濟援助,因此英國把來自臺灣地區的進口訂單分為兩種:ICA資金支持和非ICA資金支持。對于前者,美國國際合作總署一般會提供擔保,英國信貸局無須再行提供,即不承擔擔保風險。本文討論的信貸擔保對象是后者。]所采取的信貸擔保政策是:從合同簽約日期到最后的支付日期,總時長不超過4年;必須有臺灣銀行的擔保,確保在支付期限內有足夠的外匯;每年實際支付額度不超過50萬英鎊。[2] 這一政策顯然無法滿足臺灣方面的要求,面對這一巨大商機,英國政府開始思考其現行政策。

  鑒于當時正值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期間,英國政府需要對臺海局勢進行評估和判斷,充分權衡政治因素和經濟利益,以便制定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最優方案。因此,從1958年9月到1959年6月,英國貿易部、外交部、財政部、信貸局等部門進行了長達10個月的討論,這一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58年9~10月)

  1958年9月5日,英國信貸局向財政部表示,雖然不少英國出口商有意開展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但卻沒有簽署合同,其原因就在于貿易信貸政策過于嚴苛。例如,1家英國公司打算向臺灣糖業公司提供總價值約200萬英鎊的制糖機器和鍋爐等設備,但若按1957年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有關1957年的英國對臺灣地區的貿易政策,參見宋良:《1957年英國對臺灣的貿易信貸政策》,《許昌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以最長4年的支付期限計算,前3年每年支付50萬英鎊,到第4年加上利息等共需支付60萬英鎊,即超出政策規定的最高支付額度。因此,英國信貸局建議,將每年最高支付額度從50萬英鎊提高到75萬英鎊,這樣既可涵蓋目前與臺灣地區的貿易額,也為此后的貿易往來留出空間。[3]

  對這一提議,英國政府內部除貿易部對增加對臺灣地區出口表示支持外[4],其他部門均表示反對。例如,英國財政部認為,鑒于在未來的6個月內臺海局勢瞬息萬變,從大局出發,英國不能放寬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5] 英國外交部則表示,在這一關鍵節點上提高出口擔保的最高額度并不明智。一旦出現問題,英國政府很難對可能產生的后果進行辯護,建議等待局勢明朗后再做決定。[6]英國駐淡水“領事館”也表示,這一政策調整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其核心在于美國對臺灣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定位以及基于此種定位所給予的經濟援助。由于當前臺海局勢并不明朗,且臺灣地區的經濟前景也不確定,因此,建議這一政策保持不變。[7]

  可見,在第一階段的討論中,由于正值第二次臺海危機,臺海局勢并不明朗,在英國財政部、外交部等多個部門的共同反對下,英國信貸局決定維持現有的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不予調整。

  (二)第二階段 (1958年11~12月)

  由于英國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涉及對臺海局勢的判斷,還需要充分考慮美國對臺政策,因此,從1958年11月到12月,英國駐美國大使館也參與了第二階段的討論。11月28日,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向英國外交部表示,在可預見的將來,臺灣地區仍面臨著和過去一樣的風險。美國若想維持現狀,須采取措施來保證臺灣當局的軍事防衛能力,同時確保其經濟狀況不會惡化,以免影響政治穩定。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還表示,這一問題涉及政治因素,不僅能夠體現英國對臺灣地區信譽的評估,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英國政府對這一地區的政治價值判斷,因此需要慎重考慮。[8] 至于美國向臺灣地區提供的經濟援助,英國駐淡水“領事館”認為,自1958年10月2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臺后,美援額度將會保持不變,甚至可能會有所增加。[9]

  有鑒于此,英國外交部遠東局于1958年12月16日回復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表示由于對這一政策的討論恰逢第二次臺海危機,因此不建議在此時做出任何修改,也不鼓勵英國信貸局把支付期限延長到4年之后。但是,如果每年50萬英鎊的最高支付額度讓英國失去與臺灣地區的貿易機會的話,那么,外交部不反對將這一限額提高到75萬英鎊。當然,外交部僅限于采取默認的方式,不會積極鼓勵或促成這一額度的提高。[10] 同一天,英國外交部遠東局向英國信貸局表示,由于不確定1960年之后美國是否會改變對華政策,因此建議對這一問題持謹慎態度,不必延長為期4年的支付期限;至于最高支付限額,則不會敦促信貸局主動提高,但若信貸局提高也不會反對。[11]這說明,英國信貸局認為對臺灣地區出口貿易擔保額度每年增加25萬英鎊是可行的。[12]

  在第二階段討論中,當英國確認美國對臺灣當局的政策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之后,英國政府各部門最終決定暗中調整信貸額度,默許將最高支付額度從每年50萬英鎊提高到75萬英鎊,但4年支付期限仍未改變。

  (三)第三階段 (1959年6月)

  1959年6月1日,英國信貸局再次考慮放寬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起因是英國1家公司簽訂了1份價值30萬英鎊的對臺灣地區出口貿易合同,支付期限為4年零7個月。面對這一情況,英國信貸局表示,過去幾年里,已收到總價值達600萬英鎊的對臺出口訂單咨詢,但由于政策限制,這些訂單均未能實現,英國可能已經失去了寶貴的貿易機會。考慮到美國對臺灣當局的經濟援助穩定且持續,建議將支付期限延長至5年。[13]

  對于這一建議,英國政府內部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政治角度出發予以反對,如英國外交部和英格蘭銀行。英國外交部認為,無人敢斷定1964年后的臺海局勢是否會有大的改變,如果延長信貸期限,這一消息會被迅速傳播。英國不希望被美國誤解,以為英國正在改變對華政策,且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臺灣當局。[14] 英格蘭銀行則將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進行比較,認為前者擁有巨大的經濟資源,而后者則幾乎完全依賴美援且有政治風險,因此不支持放寬信貸期限。[15] 另一種則從經濟角度出發予以支持,主要以英國貿易部為代表。英國貿易部認為,臺灣地區是一個需求量較大的新興市場,英國需要抓住先機并站穩腳跟,贏得市場份額,以免被其他競爭者搶先。在這一關鍵時期,英國政府不能讓本國商人由于缺少政策支持而受到影響。而其中所謂的“風險”,主要是指美援的持續性。不過,如果美援減少,同樣會影響到美國對臺灣地區的貿易。此外,那種擔心因調整貿易信貸政策而可能被美國理解為英國對華政策改變的顧慮是杞人憂天的,畢竟具體操作上的變化與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這兩者之間仍是存在較大差距的。[16] 最終,英國財政部于6月9日回復信貸局,決定不放寬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年限。[17]

  從上述討論可知,1958~1959年間,英國政府各部門關于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討論歷經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由于正值第二次臺海危機,盡管面臨著增加出口的機會,英國仍然按兵不動;到第二階段,當英國確認美國將會持續向臺灣地區提供經濟援助后,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暗中將出口貿易擔保最高支付額度從每年50萬英鎊提升到75萬英鎊;到第三階段,各部門主要探討是否放寬貿易信貸年限,這涉及對臺灣地區未來風險的評估,考慮到臺灣地區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可能引發的誤解,英國政府決定維持現有的4年信貸期限。

  英國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第二次討論(1960年)

  在美國經濟援助的支持下,自1958年后臺灣地區的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英國與臺灣地區間的貿易機會也逐漸增多。在此背景下,1960年臺海局勢相對緩和,英國信貸局再次發起關于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討論。此次討論可分為兩個階段,討論重點仍是信貸期限和年度最高支付限額。

  (一)第一階段(1960年4~8月)

  1960年4月22日,英國信貸局向英國財政部提出,目前英國1家公司正在與3家日本企業、2家聯邦德國企業、1家美國企業競標臺灣電信管理局的合同,上述3國均可提供5年的信貸支付期限,而英國只能提供4年,這對于競標十分不利。英國信貸局認為,“目前對臺信貸政策的限制正逐漸讓英國商人失去貿易機會,將對臺貿易信貸期限延長至正常水平刻不容緩(即5年)”。[18]

  得知這一情況后,英國財政部立刻咨詢政府其他部門的意見。英格蘭銀行表示,如果英國外交部在評估風險之后認為可行,英格蘭銀行不會反對。[19] 英國貿易委員會表示,仍需參考英國外交部對于政治風險的評估,但若能放寬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英國出口商,而非臺灣地區。[20] 由此,是否放寬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取決于英國外交部的判斷。1960年5月13日,英國外交部遠東局回復稱,如果各部門一致認為目前因信貸期限失去對臺灣地區的貿易機會比延長信貸期限所帶來的政治風險更為重要,那么,英國外交部則不再從政治角度進行勸阻。至于說服美國則并非難事,但需要避免讓中國政府產生誤解。[21] 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也表示贊同,認為美國只會將這當作貿易政策的調整,而并不具備政治含義。[22] 英國駐淡水“領事館”也表示支持,建議英國政府制定更加實際靈活的對臺灣地區的貿易政策,以符合市場發展需要。同時它還指出,聯邦德國和意大利為了與日本競爭臺灣市場,甚至不惜違反“伯爾尼協議”[“伯爾尼協議”是指“伯爾尼聯盟”于1953年所簽訂的協議。“伯爾尼聯盟”是1934年世界出口信用保險機構成立的名為“國際出口信用保險和海外投資保險人聯盟”的國際性組織,因首次會議在瑞士伯爾尼召開而命名,成員有英國出口信貸擔保局、美國進出口銀行、法國外貿保險公司、意大利出口信貸保險部等。根據1953年的協議,資本貨物出口信貸的最長還款期限為5年。但到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許多國家為了加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紛紛違背這一協議,向購買資本貨物的國外進口商(買方)提供償還期限在5年以上的長期出口信貸。參見張榆青:《國際出口信貸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暗中對臺提供7年的信貸期限。[23]

  唯一提出反對意見的是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在其1960年6月7日發給英國外交部的電報中表示,目前英國對臺灣地區的信貸期限是4年,對中國大陸是5年,后者已獲得相較于臺灣地區更加優惠的貿易地位。如果對臺灣地區的信貸期限延長至5年,則可能會讓中國大陸產生心理落差。[24]但英國外交部未采納這一建議,認為此舉不太可能對英中關系產生顛覆性影響,英國不應將政治弊端看得過重,而忽視商業利益。[25]

  在征求各部門意見后,英國政府于1960年8月2日發布第50/60號《對臺政策的部門通知》,決定取消此前所有關于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條件的特殊限制,正式將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期限由4年調整至5年。[26]

  (二)第二階段(1960年8~11月)

  英國信貸局不僅將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期限延長至5年,同時還希望繼續提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額。1960年8月2日,英國信貸局向財政部表示,近期英國與臺灣地區的貿易發展空間很大,僅以英國普氏兄弟公司為例,他們已達成1份價值24.4萬英鎊的合同,加上其他正在談判中的合同,總價值約370萬英鎊,很快就會超過目前50萬英鎊的限制(實際上默認為75萬英鎊)。因此,建議將對臺出口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額設置為100萬英鎊以上,最好為200萬英鎊,并征求政府各部門的意見。[27]

  1960年8月5日,英格蘭銀行最先予以回復,認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評估美國對臺灣當局經濟援助的持續性。盡管美援仍將繼續,但臺灣地區依然是一個不確定的市場,建議將年度最高支付限額提高到100萬英鎊即可。[28] 英國財政部也表示贊同,認為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不能太過冒進,同意年度最高支付限額為100萬英鎊。[29] 對于上述看法,英國信貸局則認為,臺灣當局可提供大量的貿易機會,且有美援支持,英國應毫不猶豫地將年度最高限額提高到200萬英鎊,這樣才是既合理又明智的。當然,如若不可,英國信貸局仍然接受將年度最高支付限額提高到100萬英鎊的決定。[30]

  經過第二階段的討論,英國信貸局于1960年11月1日發布第68/60號《對臺政策的部門通知》,代替第一階段所頒布的第50/60號文件。第68/60號文件規定,英國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期限為5年,年度最高支付限額為100萬英鎊。[31]至此,英國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實現了全方位的調整。

  英國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調整的動因及影響

  從1958到1960年,英國之所以兩次討論放寬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究其原因,可從英國自身、臺灣市場、美國因素及臺海局勢這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英國有著發展進出口貿易的內在需求。通過海外貿易賺取外匯是英國增強國力的重要途徑。英國政府有著盡一切可能為本國商人開辟貿易渠道的重商主義傳統。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處于東西方對抗格局中,但恢復和發展本國經濟仍然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和社會的普遍期待。縱覽1958~1960年間英國信貸局發起的有關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的歷次討論,其流程基本上都是英國公司在實際貿易過程中遇到困難,向政府反饋并請求政策協助。這種自下而上表達貿易訴求、各方協調并調整政策的模式,體現了重商主義傳統在英國仍然具有強大的社會基礎。

  第二,快速發展的臺灣市場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在美國的援助下,臺灣地區的經濟得以恢復并快速發展。臺灣當局制定了所謂“外向型”經濟發展規劃,為英國商人開展貿易提供了諸多機會。根據“第二個四年計劃”(1957~1960年),臺灣當局著重發展農業、力圖實現工業的現代化,并將其50%的投資用于制造業、礦業和發電領域,同時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招標,吸引了英國、日本等國企業的目光。因此,在支持放寬貿易信貸政策的諸多理由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英國企業希望獲得與臺灣地區的貿易機會,占領臺灣市場。

  第三,美國對臺灣當局強有力的經濟援助是英國調整貿易信貸政策的經濟保障。為確保臺灣地區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自1954年以來,美國每年向臺灣當局提供約0.8億~ 1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包括高額且穩定的國際貸款。從英國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兩次討論過程可以看出,英國政府各部門都重點分析了美援的持續性及力度,并據此給出調整意見。可以說,若無美援支持,英國不會對臺灣市場如此關注。例如,臺灣當局曾多次希望英國帝國化工公司在臺灣開設工廠或從帝國化工公司購買技術,但帝國化工公司并不感興趣。直到帝國化工公司訪問美國后,希望獲得更多的ICA資金支持訂單,才一改此前的態度,兩次派公司高層考察臺灣市場,尋求雙方開展貿易合作的可能性。

  第四,臺海局勢的相對緩和為英國放寬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提供了政治契機。自朝鮮戰爭和1954年第一次臺海危機開始,英國政府對臺海局勢的了解逐漸深入。到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英國已不像此前那樣措手不及。等到臺海危機相對緩和后,英國政府將關注點更多地放在貿易領域,并就其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展開密集而廣泛的討論。如果說1958~1959年的第一次討論,英國政府還需顧及政治因素,因而采取了相對謹慎的貿易信貸政策的話,那么,1960年的第二次討論,英國政府則更多地從經濟利益角度進行考慮,從貿易需求的角度制定政策。

  在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英國于1958~1960年兩次放寬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雙方貿易發展迅速。根據1959年8月6日臺灣相關部門報告顯示:“臺灣現與不列顛國協[即英聯邦,臺灣當局稱其為“不列顛國協”或“大英國協”。]主要各國及英國屬地,如英本國、澳、紐、加、南非、香港等地交易頻繁”。據統計,“各該地輸我貨物占我進口之第三位,僅遜于日本及美國,我輸往各該地區貨物占我出口至第二位,僅遜于日本”。[32] 在這一階段,雙方貿易不僅在進出口數量上有較大提升(詳見下表),而且在農業、礦業及化工等領域開展了深入合作。

  資料來源:Tamsui to Foreign Office, December 14, 1961, FCN1151/6(A), FO371-158471, pp. 37~39.

  第一,開展在化工領域的溝通和交流。臺灣當局一直嘗試與英國有關部門在化工領域開展貿易及合作,曾多次邀請英國帝國化工公司在臺灣開設工廠。當帝國化工公司確認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將為臺灣項目提供資金援助后,帝國化工公司高層于1958年3月到達臺灣,會見“美援運用委員會”主任委員嚴家淦和秘書長李國鼎,表示可以出口橡膠化工產品。臺灣方面還希望派人到英國進行為期6個月的技術培訓,英方表示歡迎。[33]

  第二,深化在農業領域的合作。1958年,臺灣當局計劃花費200萬英鎊用于購買農業器具,希望用小型旋耕機代替耕牛,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作物產量。英國對這一商機十分重視,主動邀請臺灣“機械農業訪問團”到英國進行參觀訪問。在訪問期間,臺灣有關公司參觀了2家生產旋耕機的工廠。作為訪問團的一員,臺灣唐榮鋼鐵公司總經理唐傳宗對旋耕機很感興趣,希望得到生產許可,并表示希望購買制造此類機器的設備。[34]

  第三,增進在礦業領域的交流。1959年7月,受英國1家礦業公司的邀請,臺灣當局派出19人的考察團參加“康明斯礦業機械博覽會”。在表示歡迎的同時,英國外交部強調考察團只能進行純商業活動,不能與英國政府官員有任何官方接觸。[35] 在此次考察活動后,眾多英國公司也對臺灣市場進行考察和咨詢,并邀請臺灣專家訪英。同年9月,臺灣“礦業所”所長顏欽賢帶隊,參觀位于英國威爾士的現代煤礦,了解如何使用煤礦設備及機器性能等。[36]

  可見,在英國放寬對臺灣地區貿易信貸政策的背景下,雙方貿易逐步發展到農業機械、工業設備、礦業開采等領域,雙方不僅就購買相關先進設備進行協商,還就技術學習及人才培訓等方面進行討論。由此,英國與臺灣地區的貿易往來發展到技術含量更高、商品價值更大的新階段。

  總體來說,1958~1960年,英國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歷經兩次討論,分別將貿易信貸期限從4年放寬至5年,年度最高支付限額從50萬(曾默認為75萬英鎊)提高到100萬英鎊。這一政策的調整,使雙方逐步在農業、工業、礦業等領域展開交流,雙方貿易發展進入了新階段。英國之所以放寬對臺灣地區的貿易信貸政策,一方面是在重商主義傳統的影響下,英國有著發展海外貿易的內在訴求,另一方面是臺灣市場在美援的幫助下呈現出強大的吸引力。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對于臺灣當局而言,英國貿易政策的特殊性在于,英國必須要考慮中國大陸及美國方面的反應。在臺海局勢緊張之時,政治因素更為重要,經濟利益被暫時擱置;當臺海局勢相對緩和后,經濟利益便成為英國主要考慮的方面。在此過程中,英國重商主義傳統充分展示了其影響力。

  [參引文獻]

  [1]Tamsui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11, 1958, FCN1151/1, Foreign Office (hereafter FO) 371-133520, p.5.

  [2]E.C.G.D. to Treasury, September 27, 1957, FCN1151/11, FO371-127493, pp.63~69.

  [3]Taiwan: From E.C.G.D. to Treasury Chambers, September 5, 1958, FCN 1151/12, FO371-133520, p.70.

  [4]Board of Trade to E.C.G.D., September 12, 1958, FCN 1151/12(A), FO371-133520, p.71.

  [5]Treasury Chambers to E.C.G.D., September 15, 1958, FCN1151/12(C), FO371-133520, p.72.

  [6]Foreign Office to E.C.G.D., September 17, 1958, FCN1151/12, FO371-133520, p.75.

  [7]Tamsui to Far Eastern Department, October 6, 1958, FCN1151/14, FO371-133520, pp.83~85.

  [8]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28, 1958, FCN1151/17, FO371-133520, p.101.

  [9]Tamsui to E.C.G.D., November 14, 1958, FCN1151/16, FO371-133520, p.94.

  [10]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December 16, 1958, FCN1151/17, FO371-133520, p.104.

  [11]Foreign Office to E.C.G.D., December 16, 1958, FCN1151/17, FO371-133520, p.109.

  [12]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December 30, 1958, FCN1151/1, FO371-141386, p.3.

  [13]E.C.G.D. to Treasury, June 1, 1959, FCN 1151/6, FO371-141386, p.27.

  [14]Foreign Office to E.C.G.D., June 5, 1959, FCN1151/6, FO371-141386, p.31.

  [15]Bank of England to Treasury, June 5, 1959, FCN 1151/6(A), FO371-141386, p.32.

  [16]From Board of Trade to E.C.G.D., June 8, 1959, FCN 1151/6 (B), FO371-141386, pp.34~35.

  [17]From Treasury to E.C.G.D., June 9, 1959, FCN 1151/6 (C), FO371-141386, p.37.

  [18]E.C.G.D. to Treasury Chamber, April 22, 1960, FCN1151/2, FO371-150542, p.15.

  [19]Bank of England to Treasury, April 29, 1960, FCN1151/2(A), FO371-150542, p.20.

  [20]E.C.G.D. Cover for Taiwan, May 5, 1960, FCN1151/2(B), FO371-150542, p. 22.

  [21]Far Eastern Department to E.C.G.D., May 13, 1960, FCN1151/2, FO371-150542, p.19.

  [22]British Embassy in D.C. to Far Eastern Development, May 17, 1960, FCN1151/5, FO371-150537, p.39.

  [23]Tamsui to Far Eastern Department, June 4, 1960, FCN1151/5(A), FO371-150542, p.40.

  [24]Charge d’Affaires in Peking to Far Eastern Department, June 7, 1960, FCN1151/5(B), FO371-150542, p.43.

  [25]Far Eastern Department to E.C.G.D., July 12, 1960, FCN1151/5, FO371-150542, p.45.

  [26]General Departmental Policy Notice - Taiwan, August 2, 1960, No. 50/60, FCN1151/9, FO371-150542, pp. 65~66.

  [27]E.C.G.D. to Treasury, August 2, 1960, FCN1151/8, FO371-150542, p.58.

  [28]Taiwan-E.C.G.D. Cover, August 5, 1960, FCN1151/8(A), FO371-150542, p.59.

  [29]Treasury to E.C.G.D., August 18, 1960, FCN1151/8(B), FO371-150542, p. 62.

  [30]E.C.G.D. to Treasury, August 19, 1960, FCN1151/8(C), FO371-150542, p. 61.

  [31]General Departmental Policy Notice-Taiwan, November 1, 1960, No. 68/60, FCN1151/11, FO371-150542, pp. 75~76.

  [32]《“中英”關系(1959年8月6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312/0002。

  [33]Tamsui to Far Eastern Department, May 28, 1958, FCN1151/9, FO371-133520, p. 63.

  [34]Tamsui to Board of Trade, May 30, 1958, FCN1281/5, FO371-133553, p. 29.

  [35]Tamsui to Board of Trade, March 14, 1959, FCN1151/2,FO371-141386, p. 6; List of Visitors to Cumm Mining Machinery Exhibition, London, July 1959, April 15, 1959, FCN1151/3, FO371-141386, pp.10~11.

  [36]Tamsui to Board of Trade, October 27, 1959, FCN1151/13, FO371-141387, p. 34.

  [作者簡介]宋良,歷史學博士,講師,大連大學歷史學院,11660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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