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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國學界關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評述
發布時間: 2019-10-11    作者:韋磊    來源:國史網 20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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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學界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就給予高度關注并進行了熱烈討論。自4月開始至年底,諸多美國學者紛紛撰文,多家研究機構也舉辦了以探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為題的學術活動。7月,由墨爾本大學教授郜若素、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宋立剛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等主編的、澳大利亞阿努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中國40年改革與發展:1978~2018》[1]一書就匯集了鄒至莊等多位美國學者的文章,成為美國學界探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代表作。本文以該書為主要對象,輔以其他學者的論述,梳理2018年美國學界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研究,并對他們的觀點作初步分析。

  一、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總體評價

  中國改革開放 4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美國學界對改革開放的關注首先是從總體評價著手的。

  (一)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習近平曾指出:“40年來,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地試、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

  對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特別是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美國學界給予了充分肯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國過去40年的成功在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從多個方面論證了這一觀點: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過去40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增加”,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國民儲蓄占GDP的比重最大,2017年國民儲蓄占GDP的45.4%,全球平均水平為25.8%”、“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所占份額最大”。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還指出,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實現了包括“教育、創新、‘軟’‘硬’基礎設施、政治體制改革等在內多方面的成功轉型”。[3]2018年4月14日,澳大利亞前總理、美國亞洲協會主席陸克文在出席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中美峰會時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成績驕人,其中最了不起的是使7億中國人成功脫貧。”[4]賓夕法尼亞大學助理教授吳承娟也強調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中國已成為外匯儲備(3.12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國內生產總值(11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和對外直接投資(170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三的國家。它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從1978年的1.8%增長到2017年的18.2%。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新興經濟體,而且已經恢復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的地位”,“改革開放還使中國7億人擺脫了貧困”。[5]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認為:“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社會在各個方面呈現了嶄新的面貌和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經濟層面、政治層面,還是自己親身參與的社會人文層面,中國改革開放是深入人心的。在改革開放的40年里,中國呈現出來盡管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好的方面要比不好的多得多”。[6]“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所發生的變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讓我從80年代的視角去看現在的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中國的發展速度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中國老百姓無論是從收入、生活、社會自由度等方面來說都有了非常大的進步,我認為這是中國人很值得驕傲的成就,也讓世界各國都為之欽佩”。[7]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杜大偉則通過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貿易發展狀況以說明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杜大偉認為:“40年來,中國已經變成了全球最大貿易國”,“中國從發展的早期階段適度的貿易逆差轉為適度的貿易順差”,“近年來,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主要資金來源”,“中國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提供不同類型的融資,其最引人注目的努力是‘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還參加了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組織”。[8]

  此外,還有美國學者強調了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國際意義。例如,紐約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認為,中國在四個方面為全球經濟做出了貢獻:一是“維護多邊體系,這是開放的基礎,除了雙邊大國外,也讓更多小國受益”。二是“在投資方面比較成功,這不僅拉動了自身經濟增長,而且將一些投資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幫助他們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他們發展”。三是“中國經濟體量已經非常大,發展非常快,中產階級購買行為升級轉變,是追趕時期的發展中國家非常需要的”。四是“技術優勢,發展中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技術供應中獲得了增長,中國也從中受益,吸收再轉化為生產力。并且,在很多領域,中國不是追趕,而是躋身前列”。[9]

  (二)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原因

  美國學界不僅肯定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功,而且分析了原因。

  首先,有學者從方法論角度分析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原因。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務實性,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邊走邊解決問題;二是漸進性,中國改革是速度和漸進的混合體,在每個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3]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經濟學會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鄒至莊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中國領導人務實”和“漸進式改革”等因素。[10]

  其次,美國學者分析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政治和社會原因,其中,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領導作用備受關注。美國洛杉磯太平洋國際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齊邁克稱:“中國共產黨的決策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巨大變化,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僅憑這一點,我就要給中國共產黨打一個高分。”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主席史蒂芬·歐倫斯認為,改革開放帶來的滄桑巨變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善于“糾正錯誤、吸取教訓”,并及時調整政策促進增長與繁榮。[11]鄒至莊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有共產黨的領導,因而政治穩定”、中國人民“對中國領導人有充分的信任”等。[10]吳承娟強調: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恢復了集體領導體制,從而加強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 。[5]杜大偉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改革開放過程中進行了權力下放。[12]

  (三)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

  邁克爾·斯賓塞分析了中國未來改革開放的重點領域:一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不太可能再繼續像以前那樣高速增長了。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需要調整企業的業務模式,政府不能過多干預市場”。二是國有企業和金融系統的改革。“中國政策制定者當然知道改革應該朝著哪個方向走,但很多人認為進展較慢,比如國有企業不良資產處置、銀行信貸發放不公平等問題”。[13]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認為,中國已經明確了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即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要實現這個大方向,還需要有更詳細的路徑和舉措: “有三個二級的主要矛盾,需要在未來幾年里加以解決,才能讓中國的轉型更為順利,走得更穩”。第一,要理順供需關系。“不僅要關注供給側,也要關注需求側。當前,中國拉動消費的工作做得不錯,但尚不完整。比如私人消費在經濟中占比較低,需要進一步提升”。第二,要解決產權問題,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有企業改革還需進一步推進。‘混改’并不是提高國有企業效率的唯一方法”。第三,要處理好過去和未來的關系。“中國的債務水平和杠桿率需要下降。中國不能忽視‘外部風險’的不確定性。特別要處理好跟貿易伙伴的關系”。[9]

  二、關于中國農村和國有企業的改革

  美國學界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關注主要聚焦于經濟改革方面,其中重點探討了農村和國有企業的改革。

  (一)關于中國農村改革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發端于農村。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業獲得了飛速發展。因此,美國學界首先對中國農村改革進行了探討。

  第一,40年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就。斯坦福大學教授羅思高等人從農業生產、農業結構以及減貧等多個角度論述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業的發展成就。他們指出:“過去40年里的改革和發展,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農業和農村景觀”,“盡管自然資源有限,但中國已經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農業生產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近40年來,中國農業經歷了快速的結構轉型”,“農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極大地減少了農村的貧困人口。農村貧困率由32%下降到不足3%”。[14]

  第二,農村改革的內容及其帶來的變化。羅思高等人具體分析了中國農業結構和農村就業狀況的變化,他們認為,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逐步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同時,政府也撥款用于灌溉和農業新技術開發,這些都幫助農民提高了收入。90年代以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國民經濟的蓬勃發展使農村經濟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農業變得更加專業化,機械化也開始發展起來,與此同時,非農就業明顯增加。[14](pp.488~490) 鄒至莊認為,中國農村改革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內容:農產品的銷售方式、由供求關系決定農產品價格、發展金融機構支持農業發展、政府在發展農業方面的改革。[10](p.95)

  第三,關于農業發展的動力。羅思高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發展的動力包括:農村制度創新、技術變革、市場改革和農業投資等。制度創新首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過去40年來,為提高農業生產率和促進農村轉型,中國進行了更多的制度改革”。技術變革方面,“在過去的40年里,中國在農業研究與發展以及技術推廣方面進行了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增長”。市場改革方面,首先是農業經營模式的變革,其次是中國采取了漸進式的農業市場化改革方案。農業投資方面,中國政府對農業的投入為農業穩定增長和農業快速轉型奠定了基礎。[14](pp.488~497)

  第四,農村發展面臨的問題。對此,美國學者意見比較一致。鄒至莊認為中國農村發展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國家在鄉村的醫療和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資明顯低于城鎮。[10](p.96)羅思高認為,中國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面臨困境。[14](p.498)

  (二)關于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

  國有企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支柱。因而,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一直是美國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

  第一,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和內容。鄒至莊對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進行了梳理。他認為,早期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有:賦予企業在使用利潤留成、產品生產和銷售、新產品實驗與資本投資等方面擁有更大的自主權;采用“承包經營責任制”;提升市場的作用;鼓勵集體所有制企業發展;等等。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使國有企業在生產、供應、營銷、定價、投資、人員等方面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此后,除對某些主要產品外,中央計劃范圍縮小了,方法也從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產品價格更多地由市場調控。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鄉鎮企業作為集體企業也發展起來。20世紀末,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主要就是推進股份制改革。[10](pp.97~98)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中國經濟問題教授巴里·諾頓從改革目標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容。巴里·諾頓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個目標是為了提高效率。為此,中國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第二個目標是為了加強監督。為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并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第三個目標是為了使國有企業更有效地完成新的任務。為此,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15]

  第二,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評價。對此,美國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持較為否定的態度。這種觀點以巴里·諾頓為代表。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三個目標是矛盾的。一方面,強有力的監督帶來的利潤激勵創造了受法律制約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具有強大監督的多個指定目標幾乎沒有留下利潤最大化的空間。因此,他得出結論:“盡管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積極推進改革浪潮,卻面臨困擾局面。”[15](p.387)另一種是以鄒至莊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則持較為肯定的態度。鄒至莊認為,首先,中國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是一個被夸大了的問題。其次,影響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缺乏訓練有素的管理人員和員工、沒有合適的治理體系、許多工人仍有“鐵飯碗”的觀念、一些國有企業的設備和技術也需要更新等。再次,評價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前景,可以從以下角度進行分析:一是始于2000年初的國有企業重組工作是1979年開始的一系列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繼續;二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不僅僅取決于所有權和治理結構,還取決于其管理人員和工人的能力、所在行業競爭程度等眾多因素;三是中國政府對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是非常慎重的,改革必須確保穩定;四是隨著合資企業引進外資、管理和技術等,許多中國國有企業的業績已經或將得到改善。[10](p.100)

  三、關于中國教育和金融領域的改革

  美國學界除了對中國農村和國有企業等方面的改革給予高度關注外,還對40年來中國教育、金融等方面的改革進行了討論。

  (一)關于中國教育改革

  斯坦福大學農村教育行動計劃項目主管亞歷克西·梅迪納、羅思高等人與中國學者合作,對40年間中國農村教育改革進行了回顧和總結。首先,亞歷克西·梅迪納等人通過回顧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農村的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的入學率、師生比、課程改革、政府投入等方面的發展狀況,高度肯定了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農村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他們指出:“過去40年來特別是過去10年中國在農村教育方面取得的進步是無與倫比的”。其次,亞歷克西·梅迪納等人根據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策走向,判斷未來40年中國教育將得到進一步發展:“中國政府的政策表明,現任領導層不會停滯不前;他們正在推動更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增長。如果一系列努力得以實現,將有利于中國未來的增長和穩定”。最后,他們討論了中國農村教育未來發展急需解決的問題,主要有農村小學生的健康問題、農村學前教育與城市的差距問題和學前教育年限問題。[16]

  (二)關于中國金融領域改革

  首先,關于中國銀行體制改革的歷程。鄒至莊認為,“中國銀行體制改革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推進的”,他還特別強調了中國銀行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10](p.102)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德懷特·珀金斯也認為,中國銀行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是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而不是一站式的激進改革。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今天”。[17]其次,關于資本市場的開放。德懷特·珀金斯認為,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金融領域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使資本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越來越容易地進出中國,在完全解除資本管制之前,中國需要較長時間來達到國際資本市場中更為長期穩定的平衡。[17](p.148) 再次,關于中國金融領域改革的評價。鄒至莊否定了那種認為中國銀行體系正處于危機中的觀點。他認為,“銀行體系改革盡管存在缺陷,但可預見的是銀行系統將會有所改善”。[10](p.103)德懷特·珀金斯對中國金融領域的改革給予了高度評價,但同時也指出了不足:“金融體系改革是一個復雜的話題,但毫無疑問,中國在建立適合市場經濟的現代金融體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一些較老的金融機構如銀行,現在相當成熟,而新的機構如保險公司和股票交易所,則遠遠沒有達到它們應有的水平”,“建立起有效的金融體系需要時間,但在大多數方面,方向是明確的,并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17](p.148)

  四、美國學界研究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特點

  鑒于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美國學界給予了高度關注,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體現了其有關中國研究的諸多新特點。

  (一)增強客觀性成為研究的內在驅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發展成就。如何與不斷發展的中國友好相處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這就要求國際社會能夠客觀地認識中國改革開放40年。唯有如此,才能夠制定相應的對華政策,才能夠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才能夠吸收、借鑒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智慧。

  縱觀美國學界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研究,其主要特點表現為研究的客觀性逐漸增強。一方面,美國學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與此同時,美國學界也意識到,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密不可分。從這一點上講,美國學界對于改革開放的認識開始出現淡化意識形態的趨勢。另一方面,美國學界開始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理解改革開放。這一點突出體現在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發生的必然性以及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上。鄒至莊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性進行了分析。[10](p.93)此外,美國學界還立足中國實際,分析未來中國改革急需解決的諸多問題,如經濟增長放緩、人口結構變化、環境問題、國有企業改革等,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基本符合。可見,增強研究的客觀性逐漸成為美國研究中國的內在驅動力,這既是中國客觀實際發展的必然,也是美國認識真實中國的需要。

  (二)理論思維的局限性依然明顯

  雖然增強研究的客觀性正成為美國學界關于中國研究的客觀訴求之一,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美國學界形成的對華認識的思維慣性,導致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論思維的缺陷。不少美國學者習慣于依據西方發展經驗的理論來解讀中國的發展。因此,美國學界不少學者對于中國發展的特點,要么無法理解,要么出現錯誤解讀。這一點突出體現在美國學者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解方面。在不少美國學者看來,中國農村改革是對私有化的回歸。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不少美國學者將其置于與私營經濟的對比中進行討論,認為中國國有企業存在效率低下等問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認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由私營經濟推動的;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因為國有企業的拖累。[18]很顯然,美國學者上述認識的根本缺陷在于:一方面,他們完全從西方經濟學理論出發,肯定私有制的合理性,認為私有制是所有制的終極形式,不承認也沒有認識到公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及其作用。另一方面,他們沒有真正全面理解國有經濟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他們完全從經濟的角度看待企業,認為效益提升、生產發展是企業的唯一目的。實際上,中國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遠遠不止于經濟意義,它還具有政治、社會等多方面的意義。這一點正如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的:“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19]然而,美國學界在探討40年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時,基本上都沒有注意到國有企業所發揮的政治、社會等方面的作用。從這一點上看,他們的研究并沒有真正深入到中國實際中去。

  此外,由于美國學者習慣于從西方理論出發,不能從中國實際出發,因而對中國改革出現諸多錯誤判斷。以巴里·諾頓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功能、政治功能、社會功能以及黨的領導無法同時實現。[15](p.378)這種認識還是源自他們對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僵化理解。事實上,“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19](p.176) 總之,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應該依據西方理論加以評判,而是應深入中國實際,根據實踐來進行評判。

  [參引文獻]

  [1]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ANU Press, 2018.

  [2]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3]Joseph. E. Stiglitz, Reform: How Did China Succeed,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網,https://www8.gsb.columbia.edu/faculty/jstiglitz/sites/jstiglitz/files/Reform%20Success%20of%20China%20FINAL.pdf,2018年10月10日。

  [4]陸克文:《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搜狐網,http://www.sohu.com/a/250848045_114731,2018年10月10日。

  [5]Seung-Youn Oh,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40 Years and Counting, 奧克努斯網,http://www.ocnus.net/artman2/publish/Business_1/China-s-Reform-and-Opening-40-Years-and-Counting.shtml, 2018年10月10日。

  [6]宋怡明:《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成就值得研究學習》,中美創新時報網,https://www.52hrtt.com/wgh/n/w/info/D1522373900545,2018年10月10日。

  [7]宋怡明口述、張梅采訪整理:《宋怡明:哈佛教授“中國夢”》,《縱橫》2018年第2期。

  [8]David Dollar, Four Decades of Reform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ole, (in) Jacques de Lisle and Avery Goldstein, Reform and Opening: 40 years and counting, ANU Press, 2018,pp. 335~341.

  [9]徐赟:《成績舉世矚目?未來值得期待》,中國改革報網,http://www.crd.net.cn/2018-03/26/content_24721647.htm,2018年9月10日。

  [10]Gregory C. C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in)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107.

  [11]于運全、孫敬鑫:《改革開放40年成就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贊譽》,《求是》2018年第20期。

  [12]David Dollar,Decentralisation, Local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Cities,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155.

  [13]吳思:《站在改革開放新起點上的中國——專訪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中國經濟報告》2018年第8期。

  [14]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China’s 40 Year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488.

  [15]Barry Naughton,State Enterprise Reform Today,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p.375~376.

  [16]Ai Yue, Bin Tang, Yaojiang Shi, Jingjing Tang, Guanminjia Shang, Alexis Medina, Scott Rozelle,Rural Education acros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Past Success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Vol.10,No.1, 2018, pp. 93~118.

  [17]Dwight H. Perkins, The Complex Task of Evaluat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145.

  [18]Nicholas Lardy,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p.340, 341.

  [1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176頁。

  [責任編輯:葉張瑜]

  [作者簡介]韋磊,法學博士,副教授,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100044。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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