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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有貴:問題視域下新中國70年“三農”的轉型發展
發布時間: 2019-11-14    作者:鄭有貴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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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是黨和政府不斷解決“三農”問題的70年。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與工業、城市、城鎮居民相比,農業、農村、農民呈現出明顯的弱質性。面對“三農”問題,黨和政府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主動施策,為促進國家現代化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基于統籌長遠與近期發展、全局與局部發展處理工農城鄉關系,探索形成破解弱質性困擾的“三農”問題之路,這是中國工業化和“三農”均實現跨越發展的關鍵。

  勇于正視并解決弱質性困擾的“三農”問題

  彰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擔當精神

  新中國成立70年間的“三農”問題是什么樣的問題,或者說是什么性質的問題?這是梳理總結新中國70年“三農”問題經驗首先需要辨析的問題。

  “三農”問題不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存在,而且現在依然存在,貫穿于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如果僅從“三農”問題的字面來理解,那新中國70年“三農”似乎仍停留在原點,但實際上,新中國70年“三農”實現了跨越發展,到達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點,而且遠高于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的預期。問題與發展是貫穿“三農”70年歷史演變的兩個方面,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

  中國“三農”問題的存在及破解難度,既有工業化的共性原因,也有國情所致的特殊原因。

  共性原因在于“三農”問題是工業革命以來普遍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結構性變遷,在三次產業結構上,表現為二、三產業所占份額大幅度提升,而第一產業所占份額大幅度下降;在城鄉人口結構上,呈現出城鎮人口所占份額大幅度增加,而農村人口所占份額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是如此。實現經濟恢復發展后的1952年與2018年相比,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51.0%下降到僅有7.2%;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由12.5%提高到59.58%。[1]這種結構性變化和發展態勢,不僅緣于工業是現代化的先導產業,以及工業化、城鎮化被各國政府視為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而予以政策傾斜,更是緣于資源配置的機會成本差異,即由于生產率、價值鏈中的位置等差異,而導致投入回報率工業高于農業。正是緣于此,發達國家的農業勞動力大規模向非農產業轉移,這雖有利于農場經營規模的擴大,但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象普遍存在,使得農場無法從根本上擺脫經營困境,如近年美國中西部地區農場破產數量增加即是一種表現。[2]

  而由中國國情所致的特殊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新中國是一個后發國家,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乃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人心所向的奮斗目標。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工業化是我們破解后發國家劣勢窘境、實現跨越發展的法寶。為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國家不得不動員全國人民艱苦奮斗,不得不選擇農業向工業提供更多資本積累和農產品供給的政策,由此農業積累放緩,加之長期實施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城鄉戶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使破解“三農”問題復雜而艱難。另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即便大幅度提升人口的城鎮化率,仍然有龐大數量的人口留在農村,不可能改變人均耕地少及相應的人均土地經營規模小的問題,這不僅存在經營規模不經濟問題,還由于經營規模小而不利于國際競爭。因此,即便實施工業反哺農業,“三農”的弱質性在較長時間仍難以根本改變,縮小城鄉差距還需時日。

  共性原因和特殊原因疊加,使得農業、農村、農民與工業、城市、城鎮居民相比,呈現出一定的弱質性,使新中國70年來解決“三農”問題極為困難而又錯綜復雜。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來沒有在推進國家工業化乃至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回避“三農”問題,而是特別清醒地認識到“三農”問題的實質。正視并努力解決“三農”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牢記初心而勇于擔當使命的體現,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強烈的問題意識。

  70年破解弱質性困擾的“三農”問題

  彰顯“三農”轉型發展成就

  新中國在成立后70年間不斷破解“三農”問題,實現跨越發展,呈現出以下明顯的特征。

  (一)臺階式破解“三農”問題

  中國破解“三農”問題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1952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在這一偉大社會變革的基礎上,黨和政府從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為國家工業發展奠定基礎出發,在老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的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不僅確立了農民在新社會中當家做主的地位,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快速恢復和發展,而且更成為新中國70年“三農”發展的基礎。

  第二個階段是1953~1978年,針對傳統經驗和一家一戶在農業生產中遇到的缺少畜力、生產工具和基礎設施水平低下等問題,黨和政府號召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起農業生產合作社及之后的農村人民公社,形成了集體統籌和積累機制,促進了集體經濟的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促進了農田水利、農村道路等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農業科技應用、機械化的發展,促進了農村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的發展,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11318.0萬噸、1952年的16391.5萬噸提高到1978年的30476.5萬噸。[3]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不僅解決了全國人口由1952年的57482萬人增加到1978年的96259萬人[3](p.608)的吃飯問題,還為國家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大量的農產品和資本積累,保障了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順利實施。

  第三個階段是1978~2002年,中國在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后,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發揮農民的創造性,不僅促進了農業的全面發展,還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走出了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之路。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并進發展,實現了農村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重大突破,拓展了“三農”發展的路徑和空間。

  第四個階段是2002~2012年,基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進程中鄉村建設滯后的問題,從構建和諧社會和有利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出發,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4]“十一五”規劃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事業得到快速發展,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改善。

  第五個階段是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起,針對“三農”問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短板,黨和政府開啟鄉村全面振興進程,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實施脫貧攻堅戰,促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上述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工業化進程中“三農”弱質性的世界性課題,朝著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方向發展,促進“三農”發展實現質的飛躍。

  新中國成立70年“三農”五個臺階式的發展表明,中國的“三農”問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這說明它不是固化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發展到更高階段后的問題。

  (二)“三農”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性進展

  新中國70年“三農”的發展歷程是不斷推進現代化的歷程。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了“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觀點。[5]1949年12月,周恩來在對參加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人員的講話中指出:“必須把城市工業組織起來發揮領導作用,才能使農業現代化、機械化”。[6]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6](p.176)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建設現代農業提至“四化”之首。[6](p.563)經過70年的努力,中國“三農”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一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新中國大力推進現代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推廣工作,農業科技應用水平和農業機械化率不斷提高,“據科技部資料,2018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8.3%”;現代技術裝備水平極大提高,“2018年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67%”,[7]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到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中,改變了過去以人力、畜力為主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勞作方式,不僅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還把大量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全面發展,僅糧食產量而言,“201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3158億斤,比1949年增長4.8倍,年均增長2.6%”,[7]不僅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了自己的手中,還較好地滿足了人民對食物消費多樣性的需求。

  二是傳統鄉村向現代鄉村轉型。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鄉村發生了明顯變化,由狹窄不平的土路、土墻、茅草屋變為水泥硬化路、樓房,隨著電力、現代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現代醫療、現代教學方式等的推廣,美麗鄉村逐步建設起來。鄉村發展后,不僅成為農民的美麗家園,還成為城市居民休閑娛樂和體驗農耕文明的樂園。農業功能由主要提供農產品向發揮多種功能拓展,農村不僅發展農業,還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2018年,休閑觀光、鄉村民宿、健康養生等園區景點接待游客30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8000億元,[8]不僅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而且滿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后的多種需求。隨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推進,鄉村逐漸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自治發展,促進了鄉村事業的發展和鄉風文明建設。

  三是農民素質全面提升。在舊中國,農民基本處于文盲半文盲狀態,如此低的文化素質制約著“三農”的發展。正因為如此,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把治盲、治愚、治病作為切入點。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不僅在農村開展識字運動以掃除文盲,還積極發展農村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社會保障等事業。例如,改革開放前,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起來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保障了農民基本的醫療需求,這一做法引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的關注,世界衛生組織和一些國家的代表還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拍攝“赤腳醫生”工作的專題紀錄片,1978年召開的國際初級衛生保健大會將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的經驗寫入《阿拉木圖宣言》,并將其作為解決初級衛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向發展中國家推廣。[9]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事業跨上新的發展臺階。現今,全國農村已普及了9年義務制教育,建立起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構建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村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體育事業發展的重大突破,大幅度提升了農民的綜合素質,積累農村的人力資本,成為農業農村乃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非農產業,2018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836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266萬人”、“本地農民工11570萬人”。[10]70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大幅度提升。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3721元”;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降低至30.1%,表明農民生活質量顯著改善;全國共有“3520萬人享受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55萬人享受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10]

  在“三農”實現跨越發展的同時,還為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撐,如為工業提供農產品原料、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提供積累、通過出口農產品換取購買工業技術裝備所需的外匯等。

  探索形成破解弱質性困擾的“三農”問題之路?彰顯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中國作為后發國家面臨劣勢窘境,加上缺乏經驗以及實踐不充分條件下的理論認識偏差,在探索破解“三農”問題上有過曲折。盡管如此,“三農”實現歷史性跨越發展的事實,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探索形成的發展路徑對于破解弱質性困擾的“三農”問題是有效的和成功的。中國之所以能夠探索形成破解弱質性困擾的“三農”問題之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一)中國共產黨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破解“三農”問題的弱質性困擾

  如果國家治理受利益集團控制,那么,小規模經營的農民的發展訴求是難以順利表達的,國外如此,舊中國也如此。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改變了這一狀況,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重要位置。在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之際,把農業擺在國民經濟的首位;在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后,明確要首先解決好農民和農村問題;在進入工業化中期,明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進入新時代,明確把堅持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70年來,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促進“三農”發展而不懈怠,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忘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并基于解決好“三農”問題進而實現鄉村振興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的認識,因而能夠在解決好“三農”問題的行動上高度自覺。正因為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才能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70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在調查研究了解農民需求的基礎上進行重大戰略部署,除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對發展“三農”進行戰略部署外,還有11次中央全會對“三農”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制定實施了21個以解決“三農”為主題的中央1號文件以及數量眾多的專題性文件,及時解決“三農”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這是“三農”能夠實現跨越發展的關鍵所在。

  (二)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探索共同發展道路和實現組織化規模化的形式

  中國“三農”問題能否解決,根本在于是否具有較強的內生發展能力。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了一家一戶經營規模過小,因而在向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有很多難題需要破解。把農民組織起來提高經營規模,有利于提高“三農”的內生發展能力,這是改造傳統農業的必由之路。中國“三農”實現跨越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通過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集體所有制,在此基礎上探索共同發展道路和現實組織化規模經營的形式。

  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出發,同時也是從解決土地改革后分散的一家一戶在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困難出發,中國共產黨號召農民組織起來,并在這一進程中逐步完成了由農村土地農民所有向集體所有轉變。這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堅持至今,其間只是進行不斷地調整和完善而已。其中較大的變化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情況下,對土地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中共十八大以來,逐步實行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的制度。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立和堅持完善,以此為基礎形成的農村社區集體統籌和積累機制,既有利于增強“三農”的內生發展能力,從而破解“三農”弱質性困擾,還保障了農民能夠朝著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斷前行。在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解決了農民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促進了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現代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同時也避免了農村兩極分化現象的發生。改革開放以來,基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一些地方從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出發,通過改革,對社區集體統籌和積累機制進行完善,發展成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小城鎮;即便集體經濟弱而積累少的村也能通過“一事一議”促進社區集體事業的發展。基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所形成的農村社區集體統籌和積累機制以促進“三農”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國傳統鄉村社區建設實踐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傳承發展。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還避免了無地農民涌向城市形成貧民窟現象,為農民安心外出創業就業提供了保障,并促進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健康推進。一些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在實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后,明確了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中的產權份額,這一組織制度的探索形成也能保障農民變市民的權益,進而有利于促進城鎮化的順利推進。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中國特色的組織化規模化生產經營多種形式的形成。改革開放以來,在對集體土地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形成了多種組織化規模化的經營形式:有家庭農場,有多種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專業合作社的聯合社,有公司+合作社+農戶,有黨支部+合作社+農戶,等等。在多種組織化規模化經營形式中,農民還可以用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及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探索形成組織化規模化的多種形式,有利于更充分地在組織化規模化進程中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和權益,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共享發展路徑,這是中國的特色。

  (三)從促進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發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工農城鄉關系

  70年來,黨和政府解決“三農”問題,不是孤立地就“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而是從促進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發,通盤統籌促進“三農”發展與國家工業化發展,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呈現出以下明顯特征。

  第一,基于工業化進程中“三農”的弱質性困擾,著力補齊“三農”發展這個短板,促進工農城鄉協調發展,夯實國家現代化發展根基。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促進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曾發生過工業增長偏快的工農城鄉發展失衡,黨和政府能夠及時進行調整,如20世紀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末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強化了農業的基礎地位,使70年的國民經濟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構建和完善,整個國民經濟穩健發展,避免了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現象的發生。進入21世紀,針對城市快速發展而農村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針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三農”這一短板,相繼提出“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11]重塑城鄉關系[12],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13]、城鄉融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14],明確了“到2050年如期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15]

  第二,根據工業化發展階段處理好工農城鄉的“取”與“予”的關系,形成長時段視域下的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政策體系和發展機制。在工業化初期實行農業支持工業或稱農業養育工業政策,在進入工業化中期則轉變為工業支持農業或稱工業反哺農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實現工業化的跨越發展。新中國工業化實現跨越發展只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這一過程同時也促進了“三農”的跨越發展。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發揮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較好地處理了長遠與近期發展、全局與局部發展關系。在推進國家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成功地實現工業化所需資本的快速積累,這不僅是因為黨和政府號召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及選擇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取向,還因為我國順利地實施了農業養育工業的政策。在實施農業養育工業的政策過程中,黨和政府從一開始就注重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把握好對農民“取”的度,并通過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簡稱糧食“三定”)、工農業產品價格比價、稅收、農用工業等保障農民的基本利益,促進了“三農”發展。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盡管實行農業養育工業政策和城鄉二元體制,但工農城鄉差距可控,僅以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為例,1978年為2.57∶1。20世紀70年代末至1984年,農村改革率先成功突破,農業農村快速發展,逐步縮小了農村與城市的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至1984年的1.84∶1。自80年代中期起,城鄉差距再度拉大,這是由于在市場條件下的馬太效應所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到2009年高達3.33∶1。從21世紀初起,黨和政府基于工業化進入到中期階段,將農業養育工業的政策調整為工業反哺農業,以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踐行共享發展理念,探索通過股份合作而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模式,“推廣利益分紅型模式,通過‘訂單收購+分紅’‘保底收益+按股分紅’‘土地租金+務工工資+返利分紅’等方式,促進農民持續增收”。[8]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應堅持這種有益探索,促進以共享發展為取向的新型工農發展關系的構建和完善,這也是新中國70年促進“三農”發展的基本經驗之一。

  綜上所述,70年間,中國“三農”實現了跨越發展,源于黨和政府不回避問題,勇于正視問題,并基于這種強烈的問題意識,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主動施策,探索并形成了破解弱質性困擾的“三農”問題之路。

  [參引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19年3月1日;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612頁。

  [2]陳立耀:《中國農業需要警惕!美國農業正在破產,原因有5點》,搜狐網,http://www.sohu.com/a/293681236_379553,2019年5月15日。

  [3]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第637頁。

  [4]《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6頁。

  [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頁。

  [6]《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7]國家統計局農村司:《農業生產躍上新臺階?現代農業擘畫新藍圖——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二》,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5_1689117.html,2019年8月10日。

  [8]韓長賦:《國務院關于鄉村產業發展情況的報告——2019年4月21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4/1e30cb31a2a242cdb82586c5510f756d.shtml,2019年5月17日。

  [9]姚力:《衛生工作方針的演進與健康中國戰略》,《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艾笑:《中國的經驗可望又可及?我國婦幼保健成就令國際矚目》,《人民日報》1995年9月8日。

  [10]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19年3月1日。

  [1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頁。

  [12]董峻等:《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7年12月30日。

  [13]《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人民日報》2015年2月2日。

  [14]《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摘登》,《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9日。

  [15]《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人民日報》2018年9月27日。

  [作者簡介]鄭有貴,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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