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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陳云與我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基礎的建立
發布時間: 2019-11-11    作者:朱佳木    來源:國史網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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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且近代以來不斷遭受列強欺辱和戰亂頻仍的落后農業國,自從1949年建立新中國后,經過70年的接力奮斗,一躍成為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工業化處于中等程度的工業國。這一人間奇跡,固然得益于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的改革開放,但其基礎無疑是50年代初開始的那場以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為目標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奠定的。

  搞工業化建設需要有充裕的資金、物資和技術支撐,然而舊中國缺少的恰恰是這三樣東西。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前夕和初期,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曾考慮先實行一段較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用以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待工業化所必要的資金、物資和技術人才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再重點發展重工業,并相應進入社會主義。然而,此后不久國際形勢的變化促使中國迫切需要盡快發展重工業,而此時的蘇聯又答應全面援助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提議并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從1953年起連續開展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五年計劃建設,并提前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但是,要這樣做并不等于資金匱乏、物資不足、技術薄弱等問題就不存在了,正相反,矛盾變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銳。面對舉世罕見的困難和無比艱巨的任務,作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和全國財經戰線主要領導人的陳云,創造性地執行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主持制定和組織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一五”計劃)及后來的經濟建設中殫精竭慮,正確解決了一系列矛盾,為奠定我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做出了獨特的、不可磨滅的貢獻。這個貢獻,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在主持“一五”計劃編制中始終把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擺在中心位置

  “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這一表述是在1964年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的,但作為我國工業化建設的目標,早在“一五”計劃制定之始就明確了。“一五”計劃的編制前后共歷經五次。最早一次是1951年五六月間由周恩來牽頭、陳云具體負責的試編,第四次是國家計委編制的。其余三次,即1952年6~8月、1953年1~2月、1954年2月至1955年7月計劃草案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都是由陳云主持編制的。第一次試編期間,陳云在政務院討論重工業部方針、任務時就指出:重工業建設要爭取用兩三個五年計劃,“做到萬事不求人”。[2]所謂“做到萬事不求人”,就是指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1952年4月,陳云在給相關大區財委(計委)、中央各工業部黨組并報周恩來、毛澤東的電報中又指出:“鋼鐵、有色金屬、汽油、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發電機、滾珠、化學等等是工業化的基礎,沒有這些工廠,我國的工業化是不可能的”。[2](p.399)同年7月1日,陳云就財經五年計劃草案的準備工作致信毛澤東,并附上計劃方案中已印出或待印出的25本小冊子的題目。其中,工業方面有12本,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船舶;電器;化學;建材;電力;煤礦;石油;紡織;輕工業;礦產地質勘探。[2](pp.419~420)當時蘇聯答應援建的骨干工程,前后加在一起共有156項,實際施工的是150項。這些項目正是按照上述指導思想確定的。其中,鋼鐵工業7項、有色金屬工業13項、化學工業7項、機械加工工業24項、煤炭工業25項、電力工業25項、石油工業2項、電子工業10項、船舶工業4項、航空工業12項、航天工業2項、兵器工業16項、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項,后來又加上了核工業。不難看出,所有這些項目都是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必不可少的。正如陳云1955年所指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概括地說來就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一百五十六個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六百九十四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2](p.590)

  在此后的經濟建設中,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目標始終高懸在陳云的心中。改革開放后,他仍然強調:“我們也不能同南朝鮮、臺灣比”,它們“主要是搞加工工業,我們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3]他總是告誡經濟戰線的同志,搞建設不要一味追求產量,尤其要反對單純追求鋼產量,一定“要把重點放在鋼鐵的質量、品種上”。[3](p.254)“美、英、德、日、蘇等國……鋼產量在五百萬噸到一千萬噸的時候,各種工業就比較齊全,把工業基礎打下來了”,我們也應當這樣做,“爭取在一定時間內,使工業產品品種齊全,質量良好,技術先進,適應需要。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再前進就比較快了”。[3](pp.212~213)

  為把有限力量集中用于建設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大力推動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

  陳云較早認識到我國人口多、底子薄、農業落后的特點,認為要在這樣的國情下開展工業化建設,如果不能集中力量,勢必一事無成。

  “一五”計劃中,經濟與文教建設的總支出概算是766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約占55%,而工業建設約占基本建設投資的60%。并且,在開始建設時,朝鮮戰爭尚未結束,蔣介石集團還在頻頻騷擾大陸沿海地區,各方面建設無疑先要顧及國防需要。因此,財政收支計劃滿打滿算,只能勉強做到基本平衡,稍有放松就將造成赤字和通脹。另外,“一五”時期要新建和改建大量工礦企業,要從農村大量招收工人,從而大幅度增加了商品糧供應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實行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糧價就會大漲,物價亦會全面上漲,不僅沖擊財政預算,還會影響農產品的出口換匯,使原本用來進口設備的外匯改為進口糧食,“一五”計劃就有落空的危險。再者,“一五”時期僅工業和交通運輸兩項就需要新增技術人員39.5萬人,但高等院校和中等技術學校5年的畢業生加起來只有近28.6萬人,缺口近11萬人。[4]面對這種情況,如果畢業生不能統一分配,“一五”計劃也要落空。

  正是以上因素決定了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就不能不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來;要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來,就不能不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陳云指出:“在落后貧困的經濟基礎上前進,必須盡可能地集中物力財力,加以統一使用……只要我們把力量集中起來,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辦成幾件大事。”[5]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社會主義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是其他社會制度沒有也不可能有的。為了發揮這一優越性,陳云指導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194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簡稱中財委。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仍簡稱中財委。參見《陳云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731頁;《陳云年譜(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以下簡稱中財委)在全國范圍從上到下建立了計劃工作機關和計劃工作制度。1952年1月,中財委制定并下發了《國民經濟計劃編制暫行辦法》,對計劃程序、計劃系統、基層計劃單位和計劃的編制、送審要求等做了明確規定,從而確立了我國比較系統的計劃工作制度。[6]實踐說明,這一體制雖然有重視經濟效益不夠、反應不夠靈活等缺點,陳云也曾相應提出過“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進行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補充。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的改革設想,但總體說來,正是這一體制起到了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保障作用。所以,陳云在1957年說過:“一五”時期,“我國的基本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蘇聯幫助設計了一百五十六項,我們自己搞了八百多項,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是辦不到的。”[6](p.559)

  為解決建設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所產生的種種問題而提出并堅持綜合平衡的原則

  對于“一五”計劃中存在的問題,陳云做出過精辟的論述。他指出:“中國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資金不足。因此,農業生產趕不上工業建設的需要,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不要把它看短了。這是在革命勝利后用突擊方法發展工業的國家必然要發生的現象。我國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不同,資本主義工業化是長期的過程,我們是突擊;資本主義可以去掠奪殖民地,我們要靠自己;資本主義開始是搞輕工業,我們一開始就搞重工業;資本主義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調節,能夠相當地按比例發展,而我們說要按比例發展是從長時間算的,在短時間內,只是力求建設與消費、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不要脫節太遠,實質上并不是按比例的發展。吃穿的供不應求,實質上是工農業矛盾的反映。”[6](pp.317~318)他還講過:“計劃中最薄弱的部分是農業生產,能否按計劃完成,很難說。”[5](p.237)

  盡管“一五”計劃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陳云仍然堅定地主張,做計劃必須遵守按比例發展的法則。至于幾比幾合適,他認為:“唯一的辦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5](p.242)并且,這種平衡不能是單打一的,必須是綜合的。所謂綜合平衡,在他看來主要是財政收支、物資供需、購買力與商品供應、信貸存放、外匯收付等反映國民經濟穩定指數的重大比例關系,都必須平衡。后來,他把這種平衡理論進一步概括為:建設規模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他說:“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3](p.52)他還指出:“我國因為經濟落后,要在短時間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但緊張絕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5](p.242)“所謂緊張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東西不夠。”[3](p.29)針對計劃如何才能做到綜合平衡的問題,他又提出了兩個原則:一是從制定計劃開始時就要搞綜合平衡;二是要按照短線搞綜合平衡。他說:“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3](p.211)正因為“一五”建設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所以,各方面供求關系盡管都很緊張,但國民經濟運行卻總體比較平穩、順利。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一五”建設所評價的:那一時期,“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7]

  始終緊緊扭住對于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具有決定意義的骨干項目

  陳云曾經說過:“如果抓不住工作重點,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5](p.138)“一五”計劃涉及的內容很多,既有經濟,也有文化教育;既有重工業,也有輕工業、農業;既有工業生產,也有基本建設。但重點是由694個限額以上建設單位組成的重工業,而蘇聯援助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又是重中之重。對于其中146個在“一五”期間施工的項目,陳云從項目選擇、設備訂貨、資金保障、布點選址、初步設計等各個環節,幾乎都親自把關或親自過問,有的還去實地勘察,動筆撰寫審查初步設計議定書的報告。從他1952年2月9日就恢復、改建、新建工廠的設計情況和意見一事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便不難發現,對于1950年以來我國聘請蘇聯專家幫助設計的42個項目,他不僅一直密切關注進度,而且針對暴露出的問題及時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6](pp.196~197)就拿鞍鋼項目來說,1952年4月,他在中財委給相關大區財委(計委)并報周恩來、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鞍鋼改建能否如期完成或推遲,關系到我國的財力和建設的進度。“集中全國力量首先完成鞍鋼的改建,是我國工業化首要的步驟。”為此,他要求:除由東北自行配備者外,由各地和各工業部門抽調技術工人支援鞍鋼,并限期當年5月調齊,從而確保了鞍鋼改建、擴建項目的順利完成。[2](p.398)為了給新建工廠的設計工作做出示范,他還親自代中財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于審查哈爾濱鋁合金加工廠、撫順制鋁廠等工廠的初步設計議定書等報告,詳細說明了這些工廠的作用,主要車間和設備狀況,工廠職工人數,用電、用水、廠址面積的設計以及所需投資等事項。[6](pp.195,197~198)

  除了親力親為,陳云還十分注意在蘇聯援建項目上對有關人員給予具體指導。例如,為了滿足骨干項目進口設備的外匯需要,陳云要求外貿部門把出口換匯物資的種類、數量、規模等先在國內確定,并寫成公函,譯成俄文,然后派人赴蘇接洽,待原則敲定后,再派正式代表團前往簽約,以便提高效率、節省時間。為了使進口設備的談判更加順利,他要求:“一切工業部門必須抽出一批熟悉器材的干部和可靠的技術人員給進口公司,組成該公司的各個部(或組)”。[2](p.347)陳云提醒參與計劃編制工作的同志,一定要高度重視骨干項目的布局和選址。他指出:“搞工業要有戰略眼光。選擇地點要注意資源條件,擺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并舉了第一汽車制造廠選址的例子。他說,最初有的人主張設在北京,有的人主張設在石家莊、太原、西安,爭論很多。后來才知道,建這樣規模的汽車廠,需要有足夠的電力、鋼鐵、木材和鐵路運力,因此只能設在東北。他強調:“搞基本建設,事前一定要設計。一般的工廠設計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這個地方的地層怎么樣,水夠不夠,水的化學成分對鍋爐有什么損害,等等。我們是從鄉村出來的,往往不大懂這一套……過去我們在農村中搞一個紡紗廠,搞一個兵工廠,那是小規模的,是小手工業的辦法。現在是辦大工廠,不學會經濟核算不行。”[5](pp.98,132~133)

  在紛繁復雜的事務中牢牢抓住重點,既是陳云面對“一五”計劃建設中的重重矛盾采取的工作方法,也是他一貫倡導的思想方法。20世紀80年代初,他批評各地爭上項目、要把90年代的任務提前拿到80年代來做的傾向,指出:“為了給后十年比較快的發展創造條件,由中央適當集中一筆資金,加強能源、交通運輸和科學、教育等薄弱環節,保證重點項目的建設,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大革命、大建設,是從全局利益出發的……否則,不分大小,齊頭并進,國家吃不消”。“只有把國家的大革命、大建設搞好了,各地的小革命、小建設才有切實的保障”。[3](pp.318~319)那時,他已年逾七旬,但為了解決從國外引進的特大項目——寶鋼在國民經濟調整中上馬還是下馬的問題,依然親自主持調研,反復權衡利弊,并在上海召開座談會,最后終于拍板“干到底”,給財經戰線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為建設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想方設法解決人才缺口問題

  前文已經說到,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國家之所以決定先重點發展輕工業、農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嚴重缺少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技術力量,其中包括技術和管理人才,也包括技術工人。陳云說:“建設一個工廠,修筑一條鐵路,并不像開一個手工作坊、買一匹毛驢那樣容易。這是巨大復雜的工作,沒有必要的技術力量,就算有了資金,也不能建成工廠和鐵路。”[2](pp.603~604)然而,當時新中國不僅缺少大企業的設計人員,而且缺少地質勘探人員,缺少指導廠房建筑和設備安裝、生產運轉的技術人員,以及缺少城市建設中水電、交通、市政的管理人員和鐵路修筑的勘察設計人員。尤其地質勘探人員不足,導致礦藏資源不清,一時成為編制“一五”計劃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另外,“一五”初期工廠中的技師在工人中的比例僅為3%~5%,而蘇聯則是15%左右,這也是“一五”建設中很大的制約因素。[2](p.399)怎么辦呢?能不能等到技術力量增加了再重點發展重工業呢?陳云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行。以地質工作為例,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地質系畢業生只有200多人,但他認為不能按照現有技術力量規定地質工作任務。因為“地質事業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已成了一項最重要的事業了”,需要“根據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和燃料工業等建設的需要,在一定時間以內,探明一定的儲量”。為此,他提出:通過辦學校和訓練班的方法增加新的人力,大學生、高中生不夠分配,也可以考慮招收初中生,訓練一兩年,使他們能參加簡易的工作;采用專業人員帶徒弟的辦法,大量培養干部;對地質工作人員實行全國范圍內統一調度,按照國家的需要合理分配;提高原有地質工作人員的本領。[5](pp.182~185)

  陳云格外重視發揮現有技術力量的作用。1949年12月,他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現有的約30萬名技術和管理人員是我們的“國寶”,“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們”,對他們“要采取信任的態度”。[5](pp.45~46)為了適應基本建設的需要,他提出要從現有生產部門迅速抽調技術干部和技術工人,以充實基建部門的設計機構、施工機構,保證骨干項目的建設。與此同時,他還不斷為加快培養重點建設急需的人才出主意、想辦法。他指出:“培養技術干部,應以舉辦短期(一年左右)專科學校為主。”[2](p.296)針對技術力量不足和在校生不足等問題,補救的辦法是“靠工廠多辦技術學校和訓練班”。[5](p.241)他還主張,根據建設需要對現有高等院校的院系設置進行適當調整。例如,為了給石油勘探和采油、煉油部門培養急需人才,他建議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天津大學內設一個石油學院,并將西安石油學校改為速成性質的石油干部學校,將學生規模由300人擴大至1200人。[2](p.371)

  為充分利用人才,陳云強調:“在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文化程度高,知識分子多的一個階級”。他說,公私合營后的資本家大多數是財富而不是包袱,應當適當安排,充分使用。“過去蘇聯出美元和洋房請美國專家。現在我們不需要出美元、洋房,資本家還敲鑼打鼓來向我們要求工作,給他們工作就很高興,我們為什么不用他們?不用他們就是傻瓜,這不能說是懂政治。這筆財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們的生產資料那一筆財富。”[5](pp.337~338)針對一些干部怕資本家精明強干,搞不贏他們,讓他們坐“冷板凳”的偏向,他指出:“公私合營以后,一切都是按照社會主義企業的章程辦事,上有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央各部,下有工人群眾,中間夾著資本家,怕什么?在工廠管理中,可以實行競賽,只要我們不犯大錯誤,不是糊里糊涂,那末,社會主義方法是一定可以戰勝資本主義方法的,這有什么可怕呢?我們不但不要怕,而且應該讓資本家好好工作”。[5](pp.287~288)針對一些工人不滿意仍然安排資本家在原企業當經理的想法,他指出:“現在資本家與過去有所不同,過去為利潤工作,現在為國家工作。他們中有的人有技術,有業務經驗,國家也需要他們。”“他們的技術和業務經驗,對人民、對國家、對社會主義建設是很有用的”。[5](pp.302,303)

  高度重視技術力量對于工業化建設的作用是陳云一貫的思想。改革開放后,他一再呼吁發揮現有技術力量的積極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術水平,應該來之于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術骨干。”[3](p.281)針對當時中年知識分子生活、工作負擔重的問題,他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生產、科研、教育、管理部門的知識分子,是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應該看成是基本建設的一個‘項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設”。[3](p.312)

為早日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而高度重視對引進技術的學習、吸收、消化和掌握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近代工業和技術力量都十分薄弱,所以,“一五”計劃的骨干項目及其設備,不能不請蘇聯幫助設計和制造。陳云指出,在中國自己的高級技術人員未成長起來之前,聘請蘇聯設計組是一種迅速、省錢又十分穩當的辦法。然而,他從一開始就強調:“絲毫不應放松對自己設計人才的培養”,“力爭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結合起來”。[2](pp.358,406)他通過蘇聯駐華經濟顧問征得蘇聯政府同意,凡由蘇方設計的工廠,中方均可派人參加設計,進行學習。他還提出,各工業部門也應當逐步成立自己的設計機構,聘請蘇聯專家帶徒弟,以此培養人才。針對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等、靠、要”的依賴思想,他指出,在請蘇聯制造的工廠裝備中,“凡我能制者力求自制”,以“增加自制的能力”。[2](p.345)同時,為了使中方技術人員盡快掌握蘇聯援建工廠的管理和操作,陳云要求有關企業在工廠建成前,“必須派出由政治人員率領的技師、技工組成的三四十人至百人的實習組,在蘇聯實習半年或一載”,以熟悉操作過程和操作技術。[2](p.358)他說:“要建設好我們的國家,提高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發展工業,這就需要技術。我們有勇敢戰斗的精神,這很好,但還不夠,還要掌握科學技術”。[5](p.46)在“一五”建設即將結束和“二五”計劃開始制定時,他又致信周恩來并轉中共中央,認為:“一五”計劃中新建的工廠是一種模型,以后可以仿造;只要能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設備,在“二五”計劃中就能大干。“這樣做又省外匯,成本又低,速度比向外國訂貨快得多。”他提議要抓住兩個關鍵點,一要讓冶金、煤炭、電力和一切需要設備的部門的一些領導去看看我們已有的制造能力,今后除了必要的以外,不準向外國訂貨;二要鼓勵機器制造部門大膽自己設計、自己制造,不怕在開頭幾次制造中發生缺點和毛病,只要吸取教訓,進步會很快。“只要這樣,十五年后在許多重要產品方面超過英國,完全有把握”。[8]

  從那時起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只要涉及進口設備的事,陳云總是提醒有關方面注意“買設備,同時也要買技術,買專利”,并且“要更多地買技術,買專利”。[3](pp.260,262)60年代初,為了解決糧食增產問題,陳云集中精力抓大型氮肥廠的建設。他要求有關部門認真吸收、消化“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化肥廠技術,努力掌握生產合成氨成套設備的本領,做到依靠自己的力量,每年建成4~5個年產5萬噸合成氨的工廠。[3](p.149)1984年4月,他在聽取谷牧關于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的匯報時還談到了通過吸收、消化國外先進技術來發展自己制造業的問題。他說:“對國內工業,保護落后我不贊成,但是,要使自己的東西一步一步地進步,達到先進的水平,這還是應該提倡的。”他以我國發電機組通過吸收、消化國外先進技術而不斷發展為例說明:“解放初期我們連一萬千瓦的也不會造,只能搞幾千千瓦的,以后搞成了一萬二的、二萬五的、五萬的,現在是二十萬的,聽說三十萬的也有了。這就是一步一步地進步。”[9]他還滿懷深情地說道:“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那時他們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比方說,蘇聯造了兩臺機器,他們一臺,我們一臺。”[10]可見,這個進步就是最初靠學習蘇聯的技術,以后逐步吸收、消化,最后做到完全掌握并有所發展。他以此說明,不學習先進技術不行,學習而不注重吸收、消化、掌握也不行。

  陳云對建立我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所做出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以上涉及的僅是其中幾個方面。通過“一五”建設,我國基本結束了不能生產鋼軌、無縫鋼管、薄板和合金鋼等鋼材的歷史,改變了有色金屬工業體系殘缺不全、互不配套的落后狀況,制造出了載重汽車、蒸汽機車、噴氣式殲擊機,在電訊設備和精密儀表等行業也逐漸實現了國產化,使機械設備的自給率由新中國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以上;形成了以鞍鋼為中心的東北工業基地,以哈爾濱三大動力廠為中心的電站設備基地,以上海機床廠為中心的精密機床基地,以洛陽拖拉機廠為中心的農業機械基地,以西安開關整流器廠、西安電子電容器廠等為中心的高壓輸變電設備基地;還開始了以武漢鋼鐵公司、包頭鋼鐵公司等項目為中心的華中、華北、西南和西北等工業基地的建設,從而初步建立了門類比較齊全、布局基本合理的現代工業體系。[11]這不僅為此后的第二個、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打下了基礎,也為中國工業化建設,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打下了基礎。顯然,這一切無不凝聚著陳云的心血,是與他的努力分不開的。

  1955年3月,陳云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講過一段十分精彩的話,他說:“美、英、德、法、日本這些國家,它們工業發展的歷史已有一百多年,少者也有近百年,我國工業發展的歷史比它們落后了上百年,僅僅在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后,才有可能計劃國家的建設。我們沒有《封神榜》上那種呼風喚雨的本領,哪能用五年時間就能趕上它們?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無疑地說,趕上它們,或者趕過它們的工業水平,決不需要一百年,有幾十年時間就夠了。”[2](p.607)現在,新中國剛好走過70年歷程,我們在某些高端領域雖然還落后于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41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國家。毫無疑問,這個基礎正是“一五”時期著手布局和奠定的。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的決議以及中央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在回顧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成就時,總要提到建立了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個事實。今天,當我國正在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并將制造業輻射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當世界各國都在羨慕我國工業門類的齊全并爭相和我們進行貿易往來、經濟合作時,當個別霸權主義國家妄圖阻擋我國工業化、信息化的前進步伐而顯得力不從心、無可奈何時,我們不能不由衷地欽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的高瞻遠矚、雄才大略,不能不發自內心地感激當年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干部的艱苦奮斗與奉獻犧牲,不能不滿懷自豪地為我們偉大祖國70年的輝煌成就而點贊。

  在2015年召開的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指出:“陳云同志為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杰出貢獻。”[12]我們今天回顧和緬懷陳云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所做的貢獻,就是要沿著他和老一輩革命家們開辟的道路,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為把我國早日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繼續奮斗。  

  [參引文獻]

  [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頁。

  [2]《陳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頁。

  [3]《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頁。

  [5]《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

  [6]《陳云年譜(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頁。

  [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頁。

  [8]《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頁。

  [9]《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4頁。

  [1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頁。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182頁。

  [12]習近平:《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5年6月12日)》,《人民日報》2015年6月13日。

  [責任編輯:周進]

  [作者簡介]朱佳木,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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