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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才:鄧小平與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
發布時間: 2019-11-14    作者:張金才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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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設置和職權幾經變化。鄧小平作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其政治生涯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職權演變和發展歷程緊緊相連。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考察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召開前參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的情況,回顧他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十年歲月,展示他在改革開放后推動和指導中共中央書記處恢復設立的政治實踐,對于拓展和深化鄧小平思想生平研究,總結中共中央領導體制發展演變的歷史經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也是對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一種很好的紀念方式。

  一、鄧小平與中共八大前的中共中央書記處

  新中國成立后到中共八大召開前這段時間,中共中央書記處延續新中國成立前的領導體制。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并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前后兩屆全體會議期間,是黨的中央指導機關,指導黨的一切工作。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1]

  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主政西南,一直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其間他曾于1951年10月3日,“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陳云關于財政問題的匯報”。[2]

  1952年7月,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后,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參與中央決策工作的機會就更多了。如1953年2~11月,鄧小平先后多次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2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了薄一波《關于一九五二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及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編成的報告(草案)》。[2](p.1096)5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會同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劉景范起草關于宣布‘三反’、‘五反’總結束的內部通知;由周恩來主管,就全國各地應重視氣象預報問題,分別以政務院、中共中央名義起草通知和指示。”[2](pp.1116~1117)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私營企業生產、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用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文發電原則等問題”。[2](pp.1118~1119)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第二次全國基本建設保衛工作會議,以及對蘇新[?蘇,指蘇聯。新,指東歐一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0頁。]國家的貿易等問題”。[2](p.1120)6月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鐵路工作、將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等問題”。[2](p.1123)10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了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有關問題。[2](pp.1138~1139)10月19~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連續三天“討論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議情況及中央組織部內部爭論等問題”。[2](pp.1140~1141)11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彭德懷將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四年來的軍事工作總結和今后建軍中的若干基本問題(初步定稿)》的報告稿和朝中方面將于十一月三十日向美國方面提出的全面建議”。[2](p.1147)這些會議內容涉及內政、外交、國防,都是當時新中國治國理政的重要工作,表明鄧小平已廣泛深入地參與中央決策的各方面,這為他隨后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積累了實踐經驗,創造了有利條件。

  1953年12月15日,鄧小平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問題。會議決定毛澤東外出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高崗、彭德懷參加,集體討論解決問題。[2](pp.1149~1150)鄧小平由此前的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升格為在毛澤東外出期間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1954年10月3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請假離京一個月,這期間留京的以陳云為主,由朱德、陳云、彭真組成中央書記處,鄧小平、彭德懷參加。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1201~1202頁。]這表明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層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提升。

  1954年4月27日,鄧小平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隨后,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決定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譚震林、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林楓、李雪峰、楊尚昆、胡喬木為中共中央副秘書長。[2](p.1168)

  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后,鄧小平主持擬寫了增設中共中央機構的方案,提出“在中央書記處之下,設立一個經常的辦公會議(由黨中央的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組成),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研究和處理黨和群眾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務,同時負責研究和處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交議或交辦的其他事項”。關于中央辦公會議的程序,方案指出:“中央辦公會議協助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與上述各部門[?各部門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黨中央的各部: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央統戰部、中央對外聯絡部;華北、東北、中南、西北、西南、華東六個地區工作部;中央辦公廳;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參見《鄧小平傳(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頁。]建立經常的聯系,研究上述各部門對中央提出的報告和問題,然后分別問題的性質,或者直接提請中央政治局或書記處討論和決定,或者代中央擬出文件送請書記處簽發,或者提出意見請由主管部門直接處理”。這個方案很快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3]由此,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會議成為中央書記處下常設的辦公會議,協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處理日常事務。

  可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其職責即相當于中共八大后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會議,其職能即相當于中共八大后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也就是說,當時鄧小平擔任的中共中央秘書長職務和他主持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會議,即為中共八大后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央書記處會議的前身。

  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后,直到中共八大召開前,鄧小平一方面繼續參加毛澤東等人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有時由劉少奇或周恩來主持。],參與中央的核心決策;另一方面主持中共中央秘書長會議,為中央最高領導層掌握全國各方面的重要情況并做出各項正確決策做了大量工作。當時黨和國家工作中的許多重大事務,大都先經過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會議討論研究,提出具體意見或方案后,提交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會議所起的作用十分滿意。他對鄧小平說:“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4]1955年后,鄧小平還領導著中共中央書記處四個辦公室[?1955年初,經鄧小平提議,中共中央批準撤銷六個地區工作部,在中央書記處下設立四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第一辦公室(綜合)由楊尚昆兼管;第二辦公室(地方)由譚震林主持;第三辦公室(工業)由李雪峰主持;第四辦公室(群團)由劉瀾濤主持。四位辦公室負責人均由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任。參見《鄧小平傳(1904~1974)》下,第972頁。]的工作,是中共中央名副其實的“總管家”。鄧小平這一時期的工作,為他在中共八大后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十年

  中共八大后,鄧小平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長達十年。這十年,鄧小平一直處在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第一線,參與黨和國家的重要決策,在許多方面提出過重要的正確主張,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做出了重要貢獻。

  為了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形勢,加強集體領導,中共八大改變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織形式,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5]鄧小平因其到中央工作后特別是擔任中央秘書長后表現出來的組織領導才能,被中央推舉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

  在1956年8月22日、9月13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一、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兩次向與會同志推薦鄧小平當總書記。在8月22日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工作的有利,中央準備設幾層屏障,并設有總書記。中央政治局準備向新的中央委員會建議,推舉鄧小平同志當總書記。因為他已經是總書記了。秘書長是什么呢?按照英文的寫法,就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國人的腦筋里頭則不同,秘書長就是秘書長,總書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好吧,我們就設一個總書記吧。”[6]在9月13日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推薦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講話中表示:“對總書記這個問題,中央講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個字:一不行,二不順。當然,革命工作,決定了也沒有辦法,但我自己是誠惶誠恐的。”又說:“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2](p.1310)毛澤東接過鄧小平的話說:“他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7]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還明確了將要設置的中央書記處和總書記的職能和職責。他指出:“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只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處理,在那里提出議案。”[7](p.112)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書記處由10人組成,其中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7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3人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從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書記處成員幾經變化。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參見《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昨日舉行》,《人民日報》1958年5月26日)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決定撤銷黃克誠、譚政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增選陸定一、康生、羅瑞卿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決定?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人民日報》1962年9月29日)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后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后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參見《毛澤東傳》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9頁)]

  1956年10月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范圍和分工問題。會議確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工作,一切原則、方針、政策和重大政治問題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書記處按照這些決定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夠盡到‘擋風’的責任,又要不犯越權的錯誤,并且必須盡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夠及時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況”。會議確定了書記處成員的分工。鄧小平負總責,并負責聯系中宣部和中央農村工作部。[2](p.1318)會議還確定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向中央提出的問題和送批的文件、報告等具體工作規程。[3](p.1003)

  中共中央賦予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以重要責任。在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他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專管黨務,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僅負責呈送。毛澤東不同意,他強調書記處是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們去做,抓全面工作,發文用中央名義。[4](p.221)在這之后的十年里,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協助中央做了大量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針對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義,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把經濟工作決策權從國務院財經部門集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并在會后進行了領導體制的變動。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規定:“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8]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被推到了領導經濟工作的第一線。

  在1959年4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更是增強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特別是鄧小平在領導經濟工作方面的權威。毛澤東指出,除了講經濟工作領導權“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他說:“中央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薦為元帥。書記處就是鄧小平同志”。“毛澤東為元帥,鄧小平為副元帥”,“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毛澤東又對鄧小平說:“你是書記處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3](pp.1117,1118)可以看出鄧小平及其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當時的領導責任之重。

  在1961~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鄧小平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和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具體領導了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在調整工作初期,鄧小平幾乎每天都要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解決各種問題。[?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中1961年、1962年相關條目的記載。]他主持制定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企業管理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企業管理的一系列正確的指導原則和具體規定,[?參見《鄧小平傳(1904~1974)》下,第1205頁;《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681頁。]對恢復和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及正常的生產秩序、改進和加強企業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于“大躍進”以來黨的工作中出現的缺點和失誤,鄧小平多次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承擔責任。在1961年3月15~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3月19日的小組會上和23日的全體會議上,兩次就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誠懇地做了檢查:1957年以后,“中央的具體工作由書記處主持,作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黨給的權力很大,責任很重。工作做得不是一切都不好,擋門市的日常事務工作還是做得不壞。主席也說,書記處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但在方針政策的制定和檢驗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鋼鐵的第二本賬、糧食產量、公社規模等,我們都是贊成的。有些問題不是沒有察覺,對農業搞虛假曾提出過意見,但對問題只是迷迷糊糊的感覺,沒有認真下去調查了解把問題摸清楚,給常委同志提出意見。當然在這過程中,也有反對意見和人民來信,我們卻沒有及時抓住問題進行檢查,而且當時覺得總的形勢是好的,不要傷害群眾的積極性,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3](p.1165)1962年2月6日,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再次做了自我批評:“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中央首先負責,而在中央,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9]

  鄧小平在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期間,還曾多次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聯共產黨進行談判。他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捍衛了國家利益和尊嚴。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即有四位成員同時被打倒。1966年5月4~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停止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并把他們定性為反黨集團。鄧小平在5月25日的講話中,“檢討書記處的工作”,并承擔了責任:“我們書記處好多書記出了事呀”,“有的知道,有的沒有察覺,失察的責任主要是我的。主席批評書記處是獨立王國,這個責任主要由我負。書記處工作得不好,有一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沒有擋住”,“所以,老實說,嚴格地說,我不是一個稱職的總書記。應該從這些事情好好地衡量一下自己”。[3](pp.1330,1331)

  1966年8月1~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重新選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排名中,鄧小平“雖然從原來的第七位上升為第六位,但由于被指責犯了‘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的領導工作了。會議還改組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鄧小平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也不再被提起”。[3](p.1344)會后,中共中央書記處很快就停止了工作。

  三、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恢復設立

  改革開放后,在鄧小平和陳云等的一再倡導和呼吁下,1980年2月23~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決定并在十年間證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10]這是黨在組織路線上做出的一項重要決策,是在實現干部隊伍年輕化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的重要改革。

  早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有人提出成立中央書記處”。考慮到重設的時機還不夠成熟,在三中全會閉幕后,1978年12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胡喬木、姚依林分別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由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組成一個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工作班子。[?參見《陳云傳》4,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6頁。]這和中共八大前鄧小平擔任中央秘書長并主持中央秘書長會議的情形十分類似。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日益繁重,干部隊伍青黃不接的問題也日益顯現出來。為了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同時,為了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長期連續性,保證黨的集體領導長期穩定,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又迫切需要吸收那些能夠堅定地執行黨的路線、具有獨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強的同志參加領導工作。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過充分醞釀和準備,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并且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選舉“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里、楊得志、胡喬木、胡耀邦、姚依林、彭沖等十一位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0]

  在這次全會期間,鄧小平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對中共中央書記處如何開展工作、如何發揮職能提出了明確要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職權是管全局。

  1980年2月2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各組召集人匯報會上指出:“書記處的職權,肯定是管全局,黨、政、軍、民,工、農、商、學、兵,都得管”。這就明確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范圍和工作職責。這一規定,既是對中共八大設立中央書記處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經驗的借鑒和總結,也是培養和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的現實需要。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領導干部青黃不接的問題,實現干部隊伍的年輕化。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對此講得很清楚。他說:“對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歲數大的同志,我總的傾向是,包括我在內,慢慢脫鉤,以后逐步增加比較年輕的、身體好的、年輕力壯的人。這是一個總的決策”。“建立書記處的目的也是這個意思,書記處作為第一線”。[11]既然把書記處作為第一線,就要讓它了解全局,接觸各方面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承擔起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職責,也才能培養出駕馭全局的中青年領導人才。

  第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重點要放在經濟工作、放在四個現代化上。

  2月2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各組召集人匯報會上指出:“這次設立的中央書記處,今后的工作重點是放在經濟工作、放在四個現代化上。”[11](p.604)這就明確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重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此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成為我們黨在新時期的政治路線。中共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其工作重點自然也要相應地放在經濟工作、放在四個現代化上。這是由中央書記處的職責屬性所決定的。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恢復設立之初,就明確指出其工作重點,這對于保證中央書記處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開展工作和發揮職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中央書記處要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制度。

  2月29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指出:“我們強調集體領導,這次講接班也是集體接班,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時必須把分工負責的制度建立起來。集體領導解決重大問題;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這就明確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制度。這樣規定,同樣是借鑒了中共八大后中央書記處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經驗,同時也是為了克服當時存在的官僚主義的現實需要。對此,鄧小平講得也很清楚。他說:“過去我們的書記處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決定交給專人分工負責,他確實有很大的權力,可以獨立處理問題。現在反正是畫圈,事情無人負責,很容易解決的問題,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無影無蹤了”。鄧小平提出:“我希望,從重新建立書記處開始,中央和國務院要帶頭搞集體辦公制度,不要再光畫圈圈了。書記處和國務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體成員都參與,有幾個人一議,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報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討論的事情可以等,備案性質的就不要等”。[12]這種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工作制度,既充分發揚了民主,又保證了辦事效率,為中央書記處開展工作和發揮職能提供了制度保證。

  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重新建立,加強了黨中央的領導機構,完善了黨中央的領導體制,對全國的安定團結、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的發展鞏固,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縱觀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經歷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發展歷程及職能演變,一方面,可以看出鄧小平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體制的歷史演變。這對于研究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總結新中國70年政治建設的基本經驗,具有重要意義。

  [參引文獻]

  [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42頁。

  [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0頁。

  [3]《鄧小平傳(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972頁。

  [4]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回憶鄧小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頁。

  [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頁。

  [6]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黨的文獻》2006年第5期。

  [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2頁。

  [8]《陳云傳》3,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4頁。

  [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8頁。

  [10]《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頁。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頁。

  [1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頁。

  [作者簡介]張金才,法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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