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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研究
發布時間: 2019-08-20    作者:張吉舜    來源:國史網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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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近代中國戰亂頻仍,社會動蕩,中國人民深知和平的可貴。新中國成立后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20世紀50年代積極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貢獻。目前,學術界對新中國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研究成果較少,且側重于某些具體事件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如劉寧元:《20世紀50年代北京婦女界的和平運動》(《北京黨史》2006年第2期);陳文勝:《1950年的北京市和平簽名運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6期);程凱:《和平意愿與中共的政治動員:1950年的“和平簽名運動”》(《文化縱橫》2013年第4期);等等。],缺乏對歷史全過程的考察。本文通過相關文獻、報刊資料等,梳理新中國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發展過程和主要活動,探討新中國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歷史意義,希望能進一步深化對新中國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歷史研究。

  新中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世界人民都更加珍視世界的和平穩定,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推行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策動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等軍事聯盟條約,嚴重威脅世界和平。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對帝國主義陰謀破壞和平的行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9年2月,世界文化工作者保衛和平大會國際聯絡委員會、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及一些文化界和政治界的重要人士要求召開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又稱“世界擁護和平大會”),邀請世界各國的民主團體和愛好和平的人士參加。中國共產黨獲知這一消息后高度重視,隨即組織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推選代表,代表中國參加。3月24日,來自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等單位的40位代表組成了世界擁護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郭沫若為團長,劉寧一、馬寅初為副團長,錢俊瑞為秘書長。[1]27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會見代表團全體成員時說:“此行參加的是一個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大會。因此,在會議期間要以我們的斗爭經驗告訴各國人民,帝國主義制造的戰爭危險是可以克服的;在中國,只有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根除它的戰爭政策,才能真正實現徹底和平。這樣,將是中國人民對世界和平的一大貢獻”。[2]4月20~25日,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法國首都巴黎和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同時舉行,來自72個國家、10個國際團體的2005名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3]中國代表團的參會壯大了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聲勢,增強了和平陣營的力量。在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向全世界表達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爭取民主和平的愿望,并表示中國人民愿意聯合全世界一切民主和平力量,為反對戰爭挑撥者、克服新的戰爭危險而斗爭。[3]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4]這表明了中國人民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與保衛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決心。10月2日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也是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確定的第一個“國際和平斗爭日”,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的一千余名代表參加了會議。[5]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指出:“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召集,表示中國人民決心組織起來,為保衛世界和平而奮斗”。[6]大會成立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和大委員會),選舉郭沫若為主席,劉寧一、蔡暢、廖承志、沈雁冰、馬寅初為副主席;[7]通過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言》,“向全世界莊嚴地宣告中國人民堅決反對侵略戰爭,擁護世界和平”。[8]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還舉行了擁護世界和平的群眾大會和游行。1950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南京、天津、廣州、漢口、重慶、西安、沈陽、昆明、迪化(今烏魯木齊——筆者注)、大連等城市,由各該地人民團體推選代表,成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工作委員會分會……以進行宣傳事宜”。[9]

  1950年2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莫斯科簽訂,兩國宣布:“愿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之國際活動,并為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4](p.119)11月16日,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大會為保證各國能夠經常會晤并采取和平行動,決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會。[10]中國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國之一,郭沫若、宋慶齡、馬寅初、劉寧一、蕭三、李德全、章伯鈞、蔡廷鍇、廖承志、吳宗耀等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首屆理事,郭沫若還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10](pp.124,131~132)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在聽取出席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的報告后認為:“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所通過的表現于《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和《致聯合國書》這兩個歷史文件中的保衛世界和平綱領是完全符合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意志的,決定予以完全的支持,并號召全國人民繼續努力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團結國際友人,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運動,為徹底實現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十項建議而奮斗”。[11]

  新中國成立后就加入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并成立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組織,決定走和平發展道路,愿意同世界各國一道,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這是中國根據自身國情、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做出的戰略抉擇,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

  三次和平簽名運動

  1950年、1951年和1955年,中國人民積極響應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常委會及世界和平理事會關于保衛世界和平簽名的號召,先后開展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和平簽名運動。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指出的:“有億萬人民簽名的和平宣言,這并不只是一紙名單,而是世界人民決心保衛和平的誓約,是世界人民的公民表決。它將構成比原子彈大得不可比擬的力量。”[12]和平簽名是世界各國人民擁護和平、反對戰爭決心的表現,有力地阻止了新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的爆發和原子彈的使用。

  (一)第一次和平簽名運動

  1950年3月19日,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常委會斯德哥爾摩會議通過了《斯德哥爾摩宣言》,“要求無條件禁止原子武器……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來保證這個決議的執行”,并“號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在這個宣言上簽名”。[10](p.21)4月28日,中國和大委員會響應斯德哥爾摩會議的號召發出通告:“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簽名在要求禁止原子戰爭呼吁書上。我們希望全國人民熱烈地響應這個號召,在紀念今年五一勞動節的時候,展開最廣泛的要求禁止原子戰爭的簽名運動”。[13]由此,開啟了中國第一次和平簽名運動。截至11月9日,中國簽名的人數有“二億二千三百五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八人,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四十七”。[14]和平簽名運動的發展可分為以城市為主和向鄉村擴展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5月初至8月中旬):和平簽名運動以城市為主。中國和大委員會發出開展簽名運動的通知后,全國各大城市的中國和大委員會分會與當地人民團體、民主黨派及政府機關、部隊等在群眾中進行了廣泛宣傳,為開展簽名運動做了準備工作。5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支持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指示》,認為“應當支持這一運動,利用這個方法來廣泛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團結國際友人的宣傳”,同時指出:“簽名運動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勢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長自己志氣,滅敵人威風”。[15]中國和大委員會還組織了由蕭三率領的保衛世界和平宣傳團,“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廣州、長沙、武漢、鄭州、西安等八個城市傳達了世界和大常委會的決議和號召”。[16]6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通過了《號召全國人民展開世界和平簽名運動的辦法》,提出7月1~7日為和平宣言簽名運動周,號召“全國各機關,各部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各民眾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以及海外僑胞,在這一周中可任選一日進行廣泛的簽名運動”。[17]這一階段,和平簽名運動主要在有組織的群眾和大城市中進行,據不完全統計,截至8月中旬,全國在和平宣言上簽名的人數達5000多萬人。[18]

  第二階段(8月中旬至11月中旬):和平簽名運動向鄉村擴展。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采取行動進行武裝干涉,并派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8月13日,中國和大委員會通知各人民團體,號召擴大和平簽名運動,爭取兩億人參加簽名,[18]并將和平簽名運動與反對美國侵略斗爭密切結合,向中小城市和農村大力推進和平簽名運動。8月底,美軍飛機不斷侵入中國領空,對東北邊境城鎮鄉村進行偵察、掃射和轟炸,更加激起中國人民對美國侵略者的憤慨。在愛國情緒的推動下,簽名人數迅速上升,許多縣城和村莊都設立了簽名站,和平簽名運動在農村普遍開展。10月26日,“‘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及‘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委員會’合并改組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19]將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與反對美國侵略的斗爭緊密地聯系起來。11月,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波蘭華沙召開,第一次和平簽名運動基本結束。

  (二)第二次和平簽名運動

  1951年2月21~26日,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民主德國首都柏林舉行會議,“要求五大國——美國、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和法國——締結和平公約”。會議通過了《關于締結和平公約的宣言》,“號召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這個締結和平公約的要求”,“并號召所有善良的人們和所有致力于和平的團體在這個宣言上簽名”。[10](p.41)3月2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擁護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的宣言,認為這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行動綱領,號召中國人民全力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20]

  3月14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發布了《為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決議并在全國普及深入抗美援朝運動的通告》,建議全國城鄉人民普遍召集小型會議,控訴日美侵略的罪行以及日美走狗蔣匪特務迫害人民的罪行,舉行擁護締結和平公約的簽名。[21]基于第一次和平簽名運動的成功經驗,這次和平簽名運動從4月中旬開始,大部分地區于4月底基本結束,還有一部分地區持續到7月中旬。截至7月18日,中國簽名擁護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人數達“三億四千三百八十萬八千五百四十一人,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二點四”,[22]比第一次參加和平簽名運動的人數大幅度增加,表明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保衛祖國安全、保衛世界和平的積極性大為提高。

  在中國人民和平簽名運動取得巨大成績的基礎上,11月1日,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通過《關于支持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要求的決議》,對世界和平理事會關于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主張表示堅決支持,認為:“五大國和平公約應該確認世界各國間的一切爭端,包括朝鮮問題、日本問題、德國問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獨立問題,都應該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求得解決。五大國和平公約應該確定原子武器的禁用和全世界軍備的普遍縮減”。[23]11月6日,世界和平理事會復電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你們的會議同意這個宣言并且表達了貴國3.44億余在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宣言上簽名的人民的意志,世界和平理事會認為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24]

  (三)第三次和平簽名運動

  1955年1月19日,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委會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擴大會議,針對國際局勢再度趨于緊張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巴黎會議公然決定在戰略、戰術上使用原子武器,號召全世界人民再次簽名反對使用原子武器。[25]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全國開展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運動的指示》,決定從2月14日至4月15日,在全國進行兩個月的簽名運動,并提出“在宣傳反對使用原子武器時……要做到使人民既反對使用原子武器,又不怕原子武器”。[26]2月12日,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和中國和大常務委員聯席會議聽取了郭沫若《加強和平力量,粉碎原子戰爭威脅》的報告,并通過了《關于發動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運動的決議》,表示熱烈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運動的號召。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運動委員會,推選郭沫若為委員會主席,彭真、陳叔通、甘泗淇為副主席,廖承志、劉寧一等為正、副秘書長,從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五周年紀念日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開展簽名運動。[27]和平簽名運動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踴躍地參加了簽名。4月10日,中國人民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運動委員會發布公報指出,中國人民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運動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簽名人數達到4億多人。[28]這次簽名運動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再一次表現了中國人民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意志和決心。

  舉辦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開展同紛紜復雜的國際局勢密切相關。1951年9月,在美國的操縱下,美、英、法等國與日本締結了片面的對日和約。次年,《日美行政協定》簽訂,使美國長期在日本駐軍,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1951年下半年,朝鮮戰爭進入“邊談邊打”階段,美國一再提出無理要求,拖延阻撓談判的進行,企圖從談判桌上得到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利益。與此同時,印度支那和馬來亞人民的反殖民斗爭風起云涌。期盼和平、反對戰爭是亞太地區人民共同的心聲。

  1951年10月,全印和平理事會[?即印度共和國的和平理事會組織。]向世界和平理事會建議,由中國承擔組織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任務。[29]11月,世界和平理事會維也納會議通過了《關于單獨對日和約的決議》,再次提出舉行保衛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的會議,認為“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要使日本問題得以和平解決,從而消除對于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10](p.68)1952年2月23日,周恩來就全印和平理事會建議在北京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一事致電宋慶齡:“我國擬接受這個建議,并請宋作為這次會議的中國五位發起委員的領銜人”。[30]3月21日,宋慶齡、郭沫若、彭真、陳叔通、李四光、馬寅初、張奚若、劉寧一、蔡暢、茅盾、廖承志“聯名發電邀請亞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國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士,共同發起‘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29](p.1)在他們起草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發起書》中寫道:“和平絕不能等待,和平需要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爭取。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人民動員起來,爭取和平,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即能得到保證”。[29](p.3)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任務是:“緊密地團結起來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以保衛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安全;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他國內政,以保衛國家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并保證不同制度的國家的和平共處;堅持主張和平解決現有的沖突,以恢復并發展各國間正常的貿易關系和文化交流”。[29](p.3)電文發出后,迅速得到太平洋沿岸各國廣大愛好和平人士的熱烈響應,各國分別推選了對和平事業有貢獻、有聲望及愛好和平的人士參與聯名發起會議。為了促進會議的召開,經各國發起人同意,決定首先在北京舉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議。6月3~6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代表劉寧一為籌備會議秘書長。籌備會議全體代表討論并一致通過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議宣言(草案)》和《關于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各項籌備工作的提議》,25個國家及2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共63人在籌備會議宣言上簽名。[29](p.27)會后,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先后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向本國民眾宣傳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重要意義,推選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雖然是一次民間會議,但卻是新中國成立后舉辦的第一次有30多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大型會議,是中國革命勝利后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的體現。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辦,一方面可以向世界傳遞中國人民的和平意愿,使敵對勢力制造的中國“好戰”的謠言不攻自破;另一方面是新中國向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展示國家形象的一個契機。因此,會議的籌備工作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從1952年5月下旬至6月5日,周恩來“多次召集外交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聯絡部有關人員商討起草并修改《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宣言(草案)》”。[30](p.240)9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宣傳工作的指示》,提出“應采取大張旗鼓、爭取多數、內外宣傳相結合而又以對外宣傳為主的方針”,對外宣傳的重點是“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代表和人民,對他們主要宣傳會議的情況和新中國的情況”;國內宣傳“應充分報道各國人民(包括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擁護會議和積極籌備參加會議的情況”,說明世界和平運動與國家建設的密切關系。[31]1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具體負責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工作的彭真關于如何開好會議及會議內部組織分工問題的匯報,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薄一波、王稼祥、楊尚昆、安子文出席。[32]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市長彭真被任命為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團黨組書記。[33]19日,周恩來在蘇聯同斯大林進行第三次會談時,還就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問題交換了意見。[30](p.260)

  為調動各方面力量積極支持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召開,政協全國委員會的雙周座談會連續開會討論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如何協助進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工作,共同努力開好會議的問題。[24](p.77)9月16日,農工民主黨發出《為迎接國慶、迎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通知》[?《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5輯,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年編印,第269頁。]。20日,中國民主同盟發出《關于紀念人民志愿軍出國兩周年及對召開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擴大宣傳的通知》。[34]這些舉措對調動民主人士宣傳、認識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起到了積極作用。18日,班禪額爾德尼撰文《慶祝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代表后藏札什倫布寺全體政教官員、僧俗民眾”預祝會議取得圓滿成功。22日,達賴喇嘛撰文《西藏人民堅決擁護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表示西藏人民將以認真執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實際行動來擁護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召開。[35]

  10月2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開幕,10月13日勝利閉幕。參加會議的有37個國家的代表367人,列席代表37人,特邀來賓25人。這37個國家是:“澳大利亞、緬甸、加拿大、錫蘭[?今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日本、朝鮮、寮國[?今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黎巴嫩、馬來亞、墨西哥、蒙古、新西蘭、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敘利亞、泰國、土耳其、蘇聯、美國、越南。此外,亞洲區域還有高棉[?今柬埔寨王國。]和尼泊爾國人民也選出了出席會議的代表”,但因交通阻隔和護照問題未能到會。[?《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重要文件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秘書處1952年編印,前言第1頁。]參會的中國代表團共40人,團長宋慶齡,副團長郭沫若、彭真,成員除會議的11位發起人外,還有李德全、包爾漢、趙樸初、錢三強、老舍、梅蘭芳等各界知名人士。宋慶齡致開幕詞,郭沫若就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保衛和平運動問題做了報告。大會通過了《告世界人民書》、《致聯合國書》、《關于日本問題的決議》、《關于朝鮮問題的決議》、《關于加緊爭取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運動的決議》等11項文件,確定了今后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開展和平運動的方針及任務。[?《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重要文件集》,前言第2~3頁。]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成功召開,擴大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運動的基礎,加強了亞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的團結,為亞太地區的和平運動制定了共同遵守的綱領。10月15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宋慶齡為主席,郭沫若、蘇聯的阿尼西莫夫、日本的松本治一郎等11人為副主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重要文件集》,前言第3~4頁。]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還為同年12月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做了準備工作。

  表達中國主張、闡明中國立場、傳遞中國聲音

  20世紀50年代,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國之一,遵循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出的基本原則,通過世界和平理事會表達中國主張、闡明中國立場、傳遞中國聲音,從而維護國家利益,促進了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發展。

  (一)反對美國侵略朝鮮及實施反人道主義的細菌戰

  1950年11月10日,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召開前夕,周恩來致電準備參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委托代表團向大會轉達如下要求:“(一)制止美國和其他國家侵略朝鮮的戰爭,要求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侵略軍。(二)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對于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任何干涉。(三)要求宣布麥克阿瑟是戰爭販子。(四)堅決反對原子武器的使用。(五)要求世界各國同時裁減軍備,建立有效的管制”。根據以上精神,18日,郭沫若在大會發言時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等五項綱要。[30](p.95)中國代表團的建議引起了與會者的高度重視,在大會通過的《致聯合國書》中提出:“我們堅決主張結束這場戰爭,自朝鮮撤退外國軍隊,并在朝鮮人民代表參加之下,和平解決朝鮮兩部分地區之間的內戰。我們堅決主張這個問題應由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在內的、組織完全的安全理事會來加以解決。我們呼吁制止美國軍隊對中國臺灣的干涉”。[10](p.29)就美軍屠殺朝鮮平民的行為,要求“由國際有權威的委員會調查在朝鮮所犯的罪行”,“調查麥克阿瑟將軍的責任問題”。[10](p.30)1951年2月1日,聯合國大會未經討論就批準了由美國提出的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者的決議草案,這一顛倒黑白的行為是對《聯合國憲章》的破壞。2月1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并劉少奇、胡喬木,擬在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一屆會議的報告中加入:“‘和平理事會要求聯合國大會應即取消誣蔑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者的可恥決定,而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關于朝鮮及遠東問題的和平建議’,以代替原來只提出中國建議而未提出取消那個可恥決定”一句話。當日,在得到毛澤東同意后,即電告郭沫若。[30](p.132)2月26日,世界和平理事會柏林會議通過了《關于聯合國通過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在朝鮮的“侵略者”的不公正的決定的決議》,認為“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在朝鮮的‘侵略者’的決定是不公正而且非法的”,并要求聯合國取消這個決定。[10](pp.48~49)

  1952年初,美國當局違反國際公約,違背人道主義,在朝鮮北方和中國部分地區實施細菌戰。2月1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提出應對措施,其中包括“由和大向世界和大建議,發動世界反對美國進行細菌戰罪行的運動”。[36]2月25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郭沫若致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居里,控訴美國侵略者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呼吁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動員起來制止這種屠殺罪行,并維護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禁止使用大規模殺人武器”的莊嚴決議。[37]4月1日,世界和平理事會奧斯陸會議通過了《為反對細菌戰告全世界男女書》,表示在仔細研討有關在中國和朝鮮進行的細菌戰的文件后,“深感焦慮和震驚”,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公布“現有的文件,必須使罪行大白于天下”。[10](p.74)根據會議決議并接受中國邀請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于6月23日到達北京,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由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主筆完成了《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以充分的論據確認了美國對中朝人民實施細菌戰的事實。[38]6月24日,周恩來同“即將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郭沫若、馬寅初、梅汝璈等談話,就揭露和控訴美國侵略朝鮮并發動細菌戰的罪行、主張立即結束朝鮮戰爭問題交換意見”。[30](p.244)6月28日,周恩來又致電已經赴會的郭沫若,強調指出:我國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應著重提出禁止細菌武器作為裁軍主要內容之一”。[30](p.245)7月1~6日,世界和平理事會柏林特別會議召開,會議強烈譴責了美國屠殺朝鮮平民、虐待戰俘、使用細菌武器、轟炸中國邊境城市等戰爭罪行,并對中國進行聲援。[10](p.78)同年12月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根據從朝鮮和中國歸來的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人員提供的證據,再次譴責了美國實施細菌戰的罪行。[10](p.86)這些會議使各國代表了解了細菌戰的真相,打破了西方國家的輿論封鎖。

  (二)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斗爭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新中國成立后,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理應由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享有,但是由于美國的阻撓,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被臺灣蔣介石集團占據。中國為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進行了長期斗爭,世界和平理事會對此予以支持,認為要解決重要的國際問題和建立和平,沒有中國參加是不可能的。1950年11月22日,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致聯合國書》中呼吁:“如果聯合國要不辜負人類仍然寄托在它身上的希望,那末它必須回到從它誕生的一天起人民給它指出的道路上去;它必須保證盡速召開五大國——蘇聯、美國、法國、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議,來討論與和平解決目前的意見分歧,以此作為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第一步”。[10](p.29)1951年11月6日,世界和平理事會維也納會議在《告聯合國與世界各國人民書》中提出:“從正義和國際政策的現實的觀點看來,必須準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10](p.62)1952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宣言》“竭力主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取得它在聯合國中應有的位置”。[10](p.87)1953年11月,世界和平理事會維也納會議通過的《關于號召各國人民加強為世界和平而斗爭的總決議》明確表示:“頑固地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各國際機構中的應有地位,是召開五大國會議的障礙”[10](p.113);會議通過的《關于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文化關系的決議》指出:“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參加,要想解決有世界重要性的問題或保證任何協議的履行是不可能的”[10](p.115)。1955年6月24日,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通過了《致聯合國書》,指出:“聯合國必須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得到它的合法地位”,[25]6月29日,在《軍事集團和安全問題委員會的報告》中再一次明確指出:“幾年來,聯合國組織受到阻礙而未能盡到它的責任,這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里還沒有獲得它的合法地位,而這種情況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條款的”。“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權利,聯合國才可以實現它的宗旨”。[25](p.45)

  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中蘇兩黨開始出現分歧。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1967年1月,蘇聯操縱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負責人擠走中國書記。[?1957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以“國際和平學會”的名義在奧地利維也納注冊登記,而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則以“國際和平學會”成員的名義在奧地利取得合法身份,中國駐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書記(簡稱中國書記)也享有這一權利。1967年1月,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負責人通過律師一再向奧地利當局表示,拒絕承認中國書記是“國際和平學會”的成員,致使奧地利當局拒絕延長中國書記在奧地利的簽證,使他不能履行在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工作的權利。參見《我和委會強烈抗議蘇修操縱世界和理會擠走中國書記》,《人民日報》1967年1月6日。]至此,中國與世界和平理事會斷絕關系。

  新中國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歷史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積極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向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堅定意志,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其歷史意義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局勢緩和做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保衛世界和平,既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周恩來曾指出:“爭取持久和平是我們的努力的方向,這對于我們祖國的建設,對于各國人民的進步和繁榮都是有利的”。[30](p.486)20世紀50年代,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孤立、封鎖、遏制中國的局面,中國始終堅持世界和平大會提出的“絕不能等待和平,必須去爭取和平”[10](p.28)的方針,積極參與實際上相當于國際和平統一戰線組織的世界和平大會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活動,爭取和團結世界各國一切擁護和平的人民,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持和聲援民族解放斗爭,主張全面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呼吁國際裁軍行動,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等。在保衛世界和平運動中,中國人民的正義之聲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特別是亞、非、拉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人民的支持。

  (二)增進了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新中國成立初期,受國際形勢的影響,同新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還不多,但許多國家的人民希望了解中國、同中國人民交往。中國和大委員會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領導下,同世界各國的和平組織及愛好和平的知名人士建立了聯系,以此增進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推動國家間的經濟文化交流。1952年10月,中國作為東道主舉辦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對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了解新中國產生了積極作用。此外,在世界和平理事會每年舉行的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動中,中國的屈原、杜甫、關漢卿、齊白石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39]展現了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三)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國家形象

  20世紀50年代,一些西方國家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態度,甚至誣蔑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是“侵略者”。對此,中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中國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成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的窗口和展示中國形象的舞臺。在歷次世界和平大會和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堅持立場和原則,加強同各國代表團的團結,采取靈活務實的態度,伸張和平正義,受到世界各國代表的尊重。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后籌辦大型國際會議及大型外事活動的開端。當參會的世界和平人士到達中國時,看到的是朝氣蓬勃的和平建設場景,中國“好戰”的謠言不攻自破。正如巴基斯坦代表團團長沙里夫所說:“假若不到中國來,那就很難了解中國人民對待一切民族的那種友愛精神,同時也很難了解中國人民正在如何努力,以求達到人類最高的理想”。[40]

  (四)提高了黨和國家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的能力

  保衛和平是億萬中國人民的心聲,三次和平簽名運動和籌辦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是與大規模宣傳和組織、動員人民群眾結合進行的,為此后黨和政府開展群眾工作積累了經驗。在保衛世界和平運動中,黨和政府采取統一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宣傳,并采用了群眾喜聞樂見、生動活潑的宣傳方式,使各地的群眾組織不斷發展,進一步密切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系。第一次和平簽名運動有力地配合了全國各地試行建立宣傳網的工作,培養了宣傳干部,并涌現出大批積極分子。通過大規模時事宣傳和組織群眾參與,使廣大群眾更加關心國家大事、世界大事,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糾正了部分人恐美、崇美的心理,從而進一步增強了保衛世界和平的信心與決心。

  綜上所述,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積極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貢獻。歷史證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41]中國“始終高舉和平的旗幟,從來沒有動搖過”。[4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回顧新中國參與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歷史,總結其成功經驗,對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引文獻]

  [1]《出席巴黎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已正式組成?郭沫若任團長日內出國》,《人民日報》1949年3月27日。

  [2]《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40頁。

  [3]《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擁護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報告書》,《人民日報》1949年6月4日。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頁。

  [5]《全國各界代表千余人集會首都?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揭幕》,《人民日報》1949年10月3日。

  [6]《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上?朱德副主席演說詞》,《人民日報》1949年10月4日。

  [7]《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成立?全國委員會正式選出》,《人民日報》1949年10月4日。

  [8]《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言》,《人民日報》1949年10月4日。

  [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頁。

  [10]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編:《世界和平運動文獻(1949~1954)》,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2頁。

  [11]《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決議支持世界和大建議》,《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7日。

  [12]《為什么要在和平宣言上簽名?》,《人民日報》1950年7月3日。

  [13]《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通告?五一展開和平簽名運動?響應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常委會號召》,《人民日報》1950年4月29日。

  [14]《各地保衛和平簽名運動基本結束?全國簽名人數達二億二千余萬》,《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4日。

  [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3~64頁。

  [16]《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宣傳團工作簡述》,《人民日報》1950年7月21日。

  [17]《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號召全國人民參加保衛和平簽名?定七月一日至七日為和平宣言簽名運動周》,《人民日報》1950年6月24日。

  [18]《我國和大通知各人民團體?號召擴大和平簽名運動?爭取兩萬萬人參加簽名》,《人民日報》1950年8月14日。

  [19]《加強反對侵略保衛和平運動?我國和大委員會與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合并組成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人民日報》1950年10月27日。

  [20]《我國保衛和平反美侵略委員會發表聲明?擁護和平理事會宣言決議?認為這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行動綱領?號召我國人民全力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人民日報》1951年3月3日。

  [21]《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為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決議并在全國普及深入抗美援朝運動的通告》,《人民日報》1951年3月16日。

  [22]《擁護締結和平公約反對武裝日本?我國三億余人簽名投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發表總結》,《人民日報》1951年7月19日。

  [23]《關于支持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要求的決議》,《人民日報》1951年11月2日。

  [24]《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頁。

  [25]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編:《世界和平運動文獻(1954~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頁。

  [2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8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頁。

  [2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務委員聯席會議通過決議?發動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的簽名運動》,《人民日報》1955年2月13日。

  [28]《中國人民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運動委員會公報?全國四億多人參加簽名》,《人民日報》1955年4月11日。

  [29]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議》,世界知識出版社1952年版,第28頁。

  [3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頁。

  [31]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09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頁。

  [33]《彭真傳》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45頁。

  [34]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9~1988)》上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頁。

  [35]《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分別撰文?堅決擁護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人民日報》1952年9月25日。

  [36]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頁。

  [37]《郭沫若致電世界和平理事會?控訴侵朝美軍進行細菌戰?呼吁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制止美國侵略者的這種滔天罪行》,《人民日報》1952年3月5日。

  [38]陳時偉:《朝鮮戰爭時期圍繞細菌戰問題的三場國際政治動員——基于中英兩國檔案的解讀》,《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39]《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等五團體舉行盛會?紀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人民日報》1953年9月28日;《中國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委員會成立?六月下旬將舉行關漢卿紀念活動》,《人民日報》1958年4月24日;《今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人民日報》1962年4月12日;《阿爾巴尼亞作家藝術家協會等在地拉那集會紀念世界文化名人齊白石誕生百周年》,《人民日報》1963年10月10日。

  [40]《巴基斯坦代表團團長沙里夫演詞》,《人民日報》1952年10月15日。

  [41]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學習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頁。

  [4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頁。

  [作者簡介]張吉舜,博士研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02488。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

  [責任編輯:鄭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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