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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與英國皇家學會科技交往的建立和恢復
發布時間: 2019-10-11    作者:徐丁丁    來源:國史網 201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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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后,為發展科學事業和擴大自身影響,中國逐漸與西方國家開展科技領域交流。作為中國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科學技術最高咨詢機構、自然科學和高新技術綜合研究發展中心,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代表性。1959年至“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爆發前,中科院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交流已占中國對外科技交流總量的1/3。[1]20世紀70年代后,這種交流更趨活躍,并逐漸走向規范化和常態化。在對外科技交往中,中科院與英國皇家學會(以下簡稱皇家學會)的交往值得關注。近年來少數國外學者利用皇家學會的檔案對此進行了研究。[如英國的喬恩·阿加回顧了20世紀70年代兩機構之間科學交流的概況。參見Jon Agar, It's spring time for science: renewing China–UK scientific relations in the 1970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67, No.1(March 2013), pp.7~24;彼得·柯林斯則在其著作的部分章節中梳理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皇家學會與新中國的聯系。參見Peter Collins,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since 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或因條件所限,這些研究均未涉及中方檔案或材料。本文以中科院相關檔案為基礎,結合部分英方檔案等資料,考察兩機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科技交往的過程,展現中方在此過程中的決策與努力,以期深化新中國對外科技交往史研究。

中科院與皇家學會科技交往的建立與中斷

  英國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發達國家。但受朝鮮戰爭等因素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初,兩國之間并沒有實質性的科技交往,僅有個別學者如英國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李約瑟1952年以個人身份來華,支持中國并抗議美國在朝鮮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1954年6月,中英兩國政府在日內瓦會議上達成協議,互派外交代辦。此后,英國政界、實業界、教育和學術界人士紛紛來華訪問。[2]1956年4月初,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以下簡稱世界科協)在北京召開第十六屆執行理事會并舉行了成立十周年紀念大會[大會主席團37人中,英國有8人,中國有李四光、華羅庚、彭真、郭沫若等10人。參見《世界科協成立十周年紀念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1956年4月4日。],世界科協副主席、英國物理學家塞西爾·鮑威爾等人出席。[3]1959年夏,皇家學會會長西里爾·欣謝爾伍德以個人身份訪華。在1個月的時間里,欣謝爾伍德“參觀研究所、實驗室、大學和工廠,舉辦了幾場講座,與(中國)同行們交流和討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稱贊中國為建設現代化國家所做的努力,并熱切地期待英中“恢復密切的交往”。[4]這次訪問也為中科院與皇家學會之間建立正式交往做了鋪墊。[5]1960年,中科院派出由4人組成的小型代表團赴英參加皇家學會成立300周年慶典。1961年10月,受欣謝爾伍德邀請,中科院又派出以竺可楨、貝時璋為正、副團長的5人代表團訪英,并邀請皇家學會派代表團來華訪問。

  20世紀60年代初,由于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中國與包括蘇聯在內的一些科技水平較高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科技交流與合作陷入低潮。基于現實的考慮,中國期待建立并加強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交往。而兩次訪英也使中方認識到,“在英國很容易及時了解到資本主義各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新動向,特別是可以了解到美國的科學技術的一些情況”[6]。1962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皇家學會副會長喬治·布朗率領5人代表團訪華。在兩周的時間里,代表團成員分別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聶榮臻、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并訪問了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做了數場學術報告。中方的熱情接待給布朗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總體上持贊揚和鼓勵的態度。[7]布朗數次提出,希望雙方互派知名科學家訪問、交換科學情報和書刊,并歡迎中國派遣青年科研人員赴英進修。中科院也認為,“派些青年去英國的研究機構進修,互派高級科學家訪問,對我政治上沒有害處,學術上是有利的”。[6]在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的指示下,10月5日,中科院由副院長竺可楨、吳有訓和秘書長杜潤生與布朗等人進行了一次有關中英科研人員互訪和交換問題的座談。[8]中方傾向于每年派遣少數(2~3人)高等級科學家赴英做短期訪問,這樣可以更準確地看到國外的長處、獲得所需要的科技信息,而英方則對接收進修人員更感興趣。布朗表示:“雙方交換人員做學術報告是有用的,但是更有用的是交換人員在對方的實驗室中工作,即使只是一個月也有很大好處”,“我們希望能夠接待中國的青年科學家到英國去進修,為期在六個月以上”。皇家學會代表團成員戈丹·蘇薩蘭進一步提出,希望中方派遣“比較有經驗的研究人員,不要派大學剛畢業還沒有工作過的研究生”。中方同意這一意見。雖然雙方都認可以對等交流為前提,但當時中英間的科技水平差距決定了這種交流顯然是以中國派人赴英學習為主。布朗坦承:“在英國方面,要物色能夠長期在對方國家工作的適當人選不大容易”。而竺可楨也表示:“在接受英方人員來華進修方面,由于我們設備不足,又缺乏能夠進行指導工作的人員,在這方面存在困難”。布朗很快答應在開始的三五年只由中方派人赴英,而英方不派人來華,“你們正處在建設階段,在這個階段接受外國人員困難是較多的”。[8]同時,中科院還希望通過皇家學會的協助,與英國一些應用科學如食品加工、水產等部門取得聯系,布朗也應允提供幫助。1963年秋,中科院正式派遣第一批中國青年科研人員赴英。此后3年間共有25人在英國完成進修。[9]1964年9月,皇家學會會長帕特里克·布萊凱特來華訪問,使兩個機構的關系得到加強。

  考慮到兩國在外交上尚存在不少分歧,在商談之初,聶榮臻即指示:“由于目前還沒有必要在兩國政府間簽訂協議”,“不妨通過中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的直接聯系,來逐步發展雙方的科學聯系,擴大來往”。[6]中方在商談中提出“我們應該從實際事情做起,就一件件的實際事情達成協議,而不必簽訂正式的協議”。[8]此后的互訪和進修也是如此進行的。這樣做雖然有利于跨出交流的第一步,但許多問題也接踵而至。比如,一方面,中方抱怨“美國在(英)不少企業和研究單位有投資,我進修生去后受到較嚴格的控制和較多的限制”;另一方面,皇家學會接收中國進修生的舉動也遭到質疑。一名英國外交官諷刺其“科學超越政治”的理想實際上是幫助中國借此刺探西方的技術機密,而美國也批評這種做法是“對自由世界的背叛”,美國一位州參議員甚至放言“這種極其愚蠢的行為正在戰場上消耗美國人的生命,美國政府應該想辦法終結它”。[5](p.185)在這些壓力下,皇家學會多次向中國駐英代辦處表示,去英進修生“不能超過三十名”。[10]在外交關系未得到進一步發展之前,單純由兩機構搭建的科技交流關系顯得相當脆弱。

  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于對國際形勢和國防安全的判斷,中國采取了“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外交形勢一度相當嚴峻。1966年,中科院在一份報告中提道:“目前中英政治關系很冷,英對我進修生學習限制進一步加強。特別是國防尖端學科不準我進修生接觸”。1965年底至1966年初,兩名進修生被英方以“安全”為由要求離境,中科院對此表示“極度遺憾和強烈不滿”,決定將當年的進修生計劃延后。[10]在此事尚未解決之時“文革”爆發,中方隨即召回了所有在英訪問和進修的人員,而英方的來華申請也基本被拒絕。兩機構啟動不久的科技交往隨之中斷。

  20世紀70年代初兩機構恢復接觸的嘗試

  20世紀60年代末,由于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國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美英的關系出現緩和。1970年“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英國駐華代辦譚森時表示:“祝英國發展,請問候女王陛下”。英國政府也采取了積極發展對華關系的態度。[2](p.381)1971年1月,中英雙方開始就兩國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系進行接觸。外交形勢的變化與發展,為中科院和皇家學會恢復交往提供了契機。

  1970年11月,中國駐英代辦處向國內報告,布萊凱特、牛津大學低溫物理學家庫爾特·曼德遜、生物化學家多蘿西·霍奇金等人向代辦處表示:“希望中國能繼續派些科技人員和留學生來英國,恢復兩國科技人員互訪和文化交流”。[參見中國駐英國代辦處:《有關英皇家學會會長等人表示希望恢復中英文化交流的情況報告(1970年11月14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關于英國何時提出恢復交流的邀請,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柯林斯在其著作中提道:“皇家學會……邀請新上任的中國駐英代辦參加1970年6月舉行的年度招待會并定期會晤”(Peter Collins,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since 196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6)。但自熊向暉“文革”初期回國后,新任駐英代辦裴堅章于1970年末才赴英履職,故此處不采用柯林斯的說法。]多蘿西·霍奇金還提出希望再次來華訪問。12月底,中科院外事組認為,“從我外交政策考慮和經濟建設的需要出發,總的來說對英的交流互訪活動應該有計劃的恢復和發展”,同時謹慎表示,“我駐英代辦處屆時可酌情推薦個別對我友好的英科技人員來華訪問,或由英皇家學會就具體人員訪華問題主動向我院提出,然后再由我院上報請示”,此外,考慮到人員選擇有困難,建議暫時回避繼續派人赴英進修的問題。[11]1971年2月26日,中科院以上述意見為基礎回復外交部。[12]其間,蘇薩蘭、李約瑟等人又陸續通過代辦處口傳或寄信,希望能來華訪問。4月5日,外交部和中科院聯合向國務院提交請示報告,“原則上同意”恢復中英兩國科技人員互訪,“雙方均可適當進行一些工作”。[13]這份措辭謹慎的請示報告使兩機構恢復接觸成為可能。

  在一些英國學者以個人名義表達訪華意愿后,4月28日,皇家學會外事秘書、1962年訪華代表團成員之一哈羅德·湯普遜致函中國駐英代辦裴堅章,稱“皇家學會的許多會員一直希望我們能了解一下,于一九六六年中斷了的我們之間的交流活動,現在能否從新開始。我確信,我們是極樂于這樣做的”。[9]5月4日,駐英代辦處將此函轉回國內,認為“現可根據國內的情況與需要同對方恢復一些適當的聯系”。[14]6月15日,代辦處又來電稱:“湯普遜最近曾催問此事”。[15]

  此后數月,駐英代辦處一直在和皇家學會討論其與中科院恢復科技交流的問題。9月底,皇家學會得到代辦處轉告,“中國同事們歡迎這種交流”[16]。10月1日,湯普遜代表皇家學會致函郭沫若表達高興的心情,并提出了具體建議:“開始時,我們每年雙方可由五位或六位高級科學家訪問,為期二至三周。假定費用不成問題的話,訪問人員數量和停留期限可以按愿望變更。派遣方將向接受國建議科學家的姓名……接待方面如果能夠接待這一訪問者,那么就邀請他并安排合適的日程。派遣方應擔負從首都到首都(北京—倫敦)之間的旅費,接待方負責本國的膳宿與交通費用。”[16]

  上述建議顯然是湯普遜根據1961年、1962年雙方代表團互訪的經驗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未再提到進修生的問題。收到此函后,中科院同意湯普遜關于費用分擔的方法,也基本同意人選的推薦方式,但表示“雙方每年派遣訪問人員的數量和停留期限暫不固定”,而且仍然“不搞科學交流的協議和換文”。[17]12月21日,中科院和外交部將此意見上報國務院,并于次年1月21日得到批示同意。[18]

  1971年11月30日,湯普遜期滿卸任,其職務由學會執行秘書、地質學家金斯利·鄧納姆接替。[19]1972年1月29日,中科院以代理秘書長岳志堅名義致信鄧納姆,重申“雙方每年均可派遣一些科學工作者相互訪問、進行科學交流”,但不限定人員數量。[Yueh Chih-chien to Dunham, 29 January 1972, TNA FCO 34/153。此函原本是回復給湯普遜的。參見岳志堅:《復湯普遜信稿(1971年12月)》,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此信未注明發出時間,可能擬就待發時即收到湯普遜卸任的消息,爾后又等待國務院批示而延后發出。]至此,雙方的討論仍缺乏實質性進展。因此,英國外交部官員在看到此函后,認為中方未表現出“比以往更寬宏的姿態”,而且“對訪問者的人數和背景進行嚴格限制的話,不會有任何有意義的真正的交流”。[20]

  與此同時,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國際社會造成巨大震動。在尼克松訪華前,美國媒體即透露,美國可能要求和中國建立科學方面的聯系。[21]中美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指出在“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新聞”等方面“進行人民之間的聯系和交流將會是互相有利的”。[22]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大大增加了皇家學會的信心。3月9日,鄧納姆給岳志堅回信時建議“下一步驟應該是我們兩個機構間派代表團互訪”,提出由皇家學會會長艾倫·霍奇金、執行秘書大衛·馬丁和他本人組成代表團,于當年5月20日前后來華進行10天左右的訪問,并附上了3人的簡歷。[23]按照慣例,中科院先發文給各單位詢問3人的基本情況,隨后于4月11日將艾倫·霍奇金申請訪華一事連同郭沫若擬寫的復信一并上報國務院,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于4月13日批示“擬同意”,華國鋒等國家領導人圈閱。[24]不過這一流程相當耗時,直至4月底,皇家學會仍未收到任何消息,因而英國外交部兩次致電駐華大使館催問。[25]5月6日,中國外交部通知英國大使,中科院同意皇家學會來訪。[26]12日,中方接到霍奇金的電報,代表團3人將于5月20日抵京。[27]

   1972年皇家學會代表團訪華和兩機構就恢復科技交往的討論

  在艾倫·霍奇金代表團出發之前,英國駐華大使艾惕思曾告知中國外交部歐美司,代表團“擬同中國科學院商洽今后中英科技交流問題,并建議雙方先擬定一個原則,至于具體交流項目待以后協商”。但是,由于準備時間太短,雙方事先的溝通很不充分。在中方看來,艾倫·霍奇金等人急于來華,應會主動提出會談要求。但代表團抵達后并未有所表示,“只是在商談該團訪問日程時,對方表示希望中國科學院也能派一代表團訪英;團員鄧納姆推薦該團團長霍奇金之堂兄嫂、著名生化學家D·霍奇金于今年訪華”。[28]這不免使中方感到有些疑惑,因為這兩點要求似不足以由一個高級別代表團專程來華提出,而在隨后3天的參觀訪問中英方也未提及會談的問題。

  與中方預判不同的是,此時艾倫·霍奇金等人似乎也在等待中方安排會談,尤其是與郭沫若的會面。或許他們認為,中方安排雙方機構領導的會面即是正式會談。但依中方的慣例,商談具體問題不應由主要負責人親自參與。作為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的接見更體現一種禮節性。因此,中方一直在密切關注艾倫·霍奇金等人可能表現出的正式會談意愿。5月23日上午,馬丁在民族飯店做了一個小型報告會,竺可楨讓其秘書沈文雄前往,“因從這演講可以知道他希望與我們作什么樣的交流,使我們在談判以前作準備”。[29]不過,馬丁主要介紹的是皇家學會的情況,雖然其中也多次提及20世紀60年代初吳有訓、竺可楨等人訪英的舊事,但對中方來說,這樣的內容缺乏新意,更重要的是并沒有表示出明確的會談意愿。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晚沈文雄來談,他今天上午聽了馬丁談皇家學會歷史和近況,并說這次他們來主要目的是要我們派一代表科學界的人到英國。其次,他們希望Dorothy Hodgkin[?指多蘿西·霍奇金,后同。]能再到中國來,這本來我們已經答應的。此外別無他要求,我本來以為要談一次,皇家學會與科學院如何交流人物,但看來可以不必了。”[29](p.110)

  由于缺乏必要的鋪墊和明確的溝通,在代表團訪華的前3天,雙方實質上都處于一種相互觀望的狀態。因代表團定于5月27日離京,23日,中方在原定時間的基礎上擬了一個新的計劃,做好了在郭沫若接見的同時舉行會談的準備。但在最重要的如何恢復交流的事項上,代表團幾天來的表現使中方估計“對方不會與我們具體談這些問題”。[30]

  在中方修改計劃的同時,英方也對遲遲未能舉行會談的原因充滿猜測。[31]5月24日,在與艾惕思商量后,艾倫·霍奇金向中科院副秘書長秦力生提出請求:

  親愛的秦力生博士:

  我們可以和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團進行一個短時間的會談,討論中英之間科學交流的事嗎?

  我們認為就下列問題交換觀點是有益的:

  1.誰是最合適訪問中國的英國科學家?我們可以提供愿意訪華的英國皇家學會成員的名單。

  2.是否有可以考慮的某些特別領域,例如農業、醫藥科學、工科或其他純科學。

  3.中國科學家訪問英國——人數、停留時間等。

  4.中英科學情報交換,如Dorothy Hodgkin教授寫的胰島素的結晶。

  5.?Dorothy Hodgkin教授于今年八、九月訪華的可能性。[此為中文譯稿。阿南·霍奇金:《關于希望與中科院代表團談論中英兩國之間科學交流問題的函(1972年5月24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8。此函作者即艾倫·霍奇金,系當時和現在翻譯不同。]

  從程序上說,英方這一請求顯然與中方的預定計劃相吻合,因此,中方隨即安排于5月25日晚上7點半在中科院進行正式會談。更為重要的是,信函的內容清楚地反映出艾倫·霍奇金等人此時的考慮。從信函的前兩點可見,英方最為關注的是中方對訪華人員背景的態度;而結合幾天來在華所見所聞,他們認為中國當前最歡迎的是實用領域的科學家。為此,他們希望把訪華人員的組成引向“專業化”的層面。會談一開始,艾倫·霍奇金就迫切地詢問:“你們是否希望英國科學家先來中國訪問?我們想知道,什么樣的人員來訪最適合于你們的需要?”鄧納姆則補充道:“按照現狀看,對中國來說,是否實用科學家比搞純理論的科學家更重要一些?”中方表示:“哪些人士要求訪華,雙方都可以提。我們可以提,你們也可以提”。[32]顯然,這一提議更為現實,也能夠為英方所接受。對于來訪人員的構成,中方坦承中科院傾向于搞基礎研究的學者,但“大學、產業部門、國務院有關各部,也都有自己的研究機構”,相關的交流“可直接與各有關部門聯系”,“除單位之間直接接觸外,也可以通過雙方的大使館接洽。聯系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并表示愿意承擔轉達的工作。[31]這意味著中英科技交流渠道開始有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與艾倫·霍奇金代表團同期訪華的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就是由國家科委邀請來華的。],而這也是科技交流正規化的一種表現。此外,中方同意了多蘿西·霍奇金當年訪華的要求,同時決定派代表團于年內回訪。艾倫·霍奇金等人對此感到滿意。5月26日,郭沫若在接見代表團時再次明確地向客人表達了增進交流的愿望:“希望有更多的科學家來中國訪問。”[33]可見,雖然中斷聯系數年,彼此也缺乏了解,但雙方對于交流互訪的愿望與十年前并無二致。

  回顧中科院與皇家學會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科技交往,對于雙方而言都經歷了一個“先接觸再認識”的過程。一方面,作為一個非官方的學術機構,皇家學會對于推動英中科技交往采取了積極的態度。另一方面,在國際形勢變化的大背景下,中方也采取了積極措施開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交往。1962年,中科院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應當拓展與西方國家的科技交往,其中包括邀請外國學者訪問講學、派遣高水平學者出國考察、派遣青年學者出國進修等。[34]這都是旨在從西方國家獲得先進科技信息彌補自身發展的局限與不足。因此,20世紀60年代初,雙方迅速開展起小規模的交流互訪活動。這種交往對中國來說無疑是有益的。不過,由于雙方的出發點并不完全相同,在實際操作中采取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策略,使兩機構之間的交流范圍和規模都受到很大局限。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關系解凍,一些與中國關系較為密切的英國科學家也在不斷嘗試尋找中英科技交往的可能性。事實上,正是李約瑟、曼德遜以及曾經訪華的布萊凱特、湯普遜和多蘿西·霍奇金等人的嘗試和努力,才使中英的科技交往斷而不絕。1978年,中科院與皇家學會達成了科技交往協議,[5](p.188)從而開啟了中英科技交往的新階段。

  [參引文獻]

  [1]彌松齡:《中國科學院國際科技合作回眸》,靳曉明主編:《國際科技合作征程》第4輯,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頁。

  [2]《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362頁。

  [3]薩本仁、潘興明:《20世紀的中英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頁。

  [4]Cyril Hinshelwood, A visit to China, New Scientist, Vol. 6(November 1959), pp. 858~860.

  [5]Peter Collins,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since 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2.

  [6]中科院:《與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商談中英科技交流的情況匯報(1962年10月16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2-4-23。

  [7]中科院聯絡局:《致中國駐英代辦處關于送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有關材料事的函(附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在中國訪問期間的反映?1962年10月27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2-4-23。

  [8]中科院聯絡局:《竺可楨、吳有訓、杜潤生等與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關于交換科學人員問題談話的紀要(1962年10月5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2-4-23。

  [9]《英國皇家學會外事秘書湯普遜給我駐英代辦處裴堅章代辦的信(1971年4月28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0]中科院:《關于與蘇薩蘭商談1966年向英國派科技進修生問題的請示(1966年5月30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7-4-25。

  [11]中科院:《關于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等人希望恢復中英文化交流的函(1970年12月25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2]中科院:《關于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等人希望恢復中英文化交流事(1971年2月26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3]外交部、中科院:《關于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等人希望恢復中英科技文化交流問題的請示報告(1971年4月5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3-4-37。

  [14]《我駐英代辦處的來函(1971年5月4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5]外交部、中科院:《關于中英科技文化交流問題的補充請示報告(1971年6月18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6]《英國皇家學會外事秘書湯普遜致郭院長的信(1971年10月1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7]中科院:《關于英國皇家學會要求恢復科學交流問題的函(1971年10月26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8]外交部、中科院:《關于英皇家學會要求恢復科學交流問題的請示報告(1971年12月21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19]中科院:《關于請中國駐英國代辦處轉交致英國皇家學會外事秘書的函及領導批示意見(1972年1月29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20]Lamb to Vines, 23 March 1972, TNA FCO 34/153.

  [21]Victor Cohn, U.S. may ask China for scientific ties, The Washington Post, 1972-1-24, A1.

  [22]《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72年2月28日。

  [23]鄧納姆:《英國皇家學會外事秘書致岳志堅信(1972年3月9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24]外交部、中科院:《關于英皇家學會會長霍奇金等三人要求訪華事(1972年4月11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25]Home to Addis, 28 April 1972; 2 May 1972, TNA FCO 34/153.

  [26]Addis to Home, 6 May 1972, TNA FCO 34/153.

  [27]中科院:《接待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計劃(1972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28]中科院外事組:《接待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簡報(第一期)?1972年5月20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8。

  [29]《竺可楨全集》第2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頁。

  [30]中科院:《接待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計劃(1972年5月23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7。

  [31]Alan Hodgkin, Chance and design: reminiscences of science in peace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81.

  [32]張沖禮、夏允賦:《秦力生、潘純同志和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關于兩國科技交流問題的會談記錄(1972年5月25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8。

  [33]張沖禮:《郭沫若會見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記錄(1972年5月26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72-4-18。

  [34]中科院聯絡局:《關于送上“中科院關于當前對外科學活動的一些考慮”的初稿的函(1962年12月13日)》,中國科學院檔案館:1963-4-57。

  [責任編輯:周進]

  [作者簡介]徐丁丁,理學博士,助理教授,深圳大學醫學部醫學人文中心,518055。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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