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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新中國的70年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新長征
發布時間: 2019-11-12    作者:朱佳木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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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一切仁人志士自從170多年前鴉片戰爭后就懷揣的夢想,如果說它過去還只是動員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句口號,那么,經過新中國70年的建設,現在已然“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1]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無比輝煌的成就。習近平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時說過:“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2]新中國的70年,正是新中國的幾代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走的新長征路。這一新長征的歷史是波瀾壯闊、豐富多彩的,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十月革命的勝利,又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了現實。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堅信,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大國,又處在世界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進入壟斷的階段,要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唯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當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后,接著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但究竟怎么搞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最初完全沒有經驗,只能學習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過,這種學習從一開始也是注意結合中國實際的。比如,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實行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等政策,都與當年蘇聯的做法有所不同。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我們取得一定經驗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便以蘇聯教訓為戒鑒,開始了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探索初期圍繞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使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使經濟發展以較少投入而取得較快速度、使黨在執政條件下不脫離群眾,并就此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例如,提出要正確處理十大關系,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統籌兼顧國家、生產單位、生產者個人三者關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艱苦奮斗,勤儉建國,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工農業同時并舉,工業要大中小并舉,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造成生動活潑政治局面,既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等等;[3]強調思想政治工作和放手發動群眾對各項事業的重要意義,提倡“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經驗[?“兩參”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即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即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原則。1960年3月,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這一源于鞍鋼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對立。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3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374頁。],樹立大慶、大寨、雷鋒、焦裕祿等先進典型,塑造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等等;同時,為保證黨員尤其是各級黨員領導干部不蛻化變質、以權謀私、當官做老爺,接連開展了“三反”、“四清”等各種形式的整黨整風運動。在探索過程中,我們黨也出現了一些嚴重偏差和重大失誤,如發動“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試圖走出一條靠搞群眾運動和“抓革命”來促生產的路子,反而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損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并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不能以階級斗爭為綱,而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利用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行改革開放,從而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科學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在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嚴峻考驗面前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開創了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科學回答了在新形勢下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推向21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科學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4]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了克服官僚主義和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還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為了防止只抓經濟和業務而忽視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要兩手抓;為使黨經受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考驗,強調黨風是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規定擔任公職的黨員領導干部不得“經商辦企業”[5],連續進行了多次各種主題的黨內學習教育活動。在探索過程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一些不足,如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某些領域消極腐敗、道德失范問題突出,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現象比較嚴重,等等。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充分肯定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本質都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并系統回答了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時代課題,更加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不論怎么改革、怎么開放,都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并統籌和協調推進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習近平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6],無論發展還是改革都要以人民為中心,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經濟體制改革要給人民群眾更多的獲得感;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改革國家監察體制,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樹立國家總體安全觀,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對錯誤言論敢抓敢管、敢于亮劍;全面從嚴治黨,把政治建設擺在黨建首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定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正是這些治國理政新理念的貫徹,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從黨的十八大至今的6年多時間里,為保證黨不脫離群眾,在全黨和縣處級以上干部中又分別進行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目前還在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盡管過去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不可能一下子都解決,但畢竟開啟了如何使改革開放更能體現黨的初心、更受人民群眾歡迎的探索進程。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7]

  全力以赴建設工業化、現代化國家

  自從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先進分子面對屢遭列強侵略的局面,逐漸認識到要想不受人欺負,必須實現工業化,于是辦“洋務”,辦實業,但搞了近半個世紀,不僅沒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使國家在危機中越陷越深。中國共產黨也主張工業化,但從一開始就明確指出,要實現工業化,必須首先搬掉在中國工業化道路上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兩只攔路虎,并為此進行了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前夕,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鑒于當時不具備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條件,決定先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以積累資金和物資,培養技術和管理人才,并相應實行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但朝鮮戰爭的爆發,突顯了發展國防工業的緊迫性;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以發展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使迅速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具有了現實可能性。于是,黨中央改變原有設想,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爭取用3~5個五年計劃實現國家工業化,并相應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造,實行能把有限資金、物資、人才集中用于工業化建設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采取統購統銷政策,動員一切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助的“156項”為中心的工業基本建設和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重點解決鋼鐵工業和糧食生產基礎薄弱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當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即將完成時,黨中央又提出在20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兩步走”戰略,第一步先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8]“文化大革命”的10年,經濟建設雖然受到干擾和破壞,但并沒有停止,相反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還進行了奠定西南工業基礎的“三線”建設,從西方進口了冶金、化工、電力、煤炭工業等先進設備。經過改革開放前29年的艱苦奮斗,我國終于能生產許多過去生產不了的機電產品,研制出那時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才有的“兩彈一星”,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那些年的發展速度遙遙領先于大多數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在主要工業品產量和交通設施等方面,也大大縮小了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并且為后來的南水北調、青藏鐵路、航天和信息工業等世紀工程做了前期準備;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而且人均預期壽命提高了近1倍。

  根據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國際的實際情況,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將“兩步走”戰略發展成為“三步走”戰略,即第一步在20世紀80年代,使人民生活達到溫飽水平;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使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9]后來,鑒于20世紀末“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10],黨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紀中葉前再分兩步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經濟體制改革,先在計劃體制內不斷加大市場調節成分,在計劃中逐步減少指令性、增加指導性,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所有制結構進行調整,先由鼓勵個體、私營經濟作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逐漸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由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內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過渡到撤社建鄉和實行耕地所有權、承包權分置,最終實行集體統一和家庭分散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由國有企業實行經營管理責任制,逐步過渡到股份制和現代企業制度。隨著農副產品和輕工業日用品生產的改善,城市逐漸取消了對糧食、布匹等商品供應的限量,農村逐漸放開了對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的限制。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管理、技術、資本參與分配,逐漸建立了證券、勞務、技術、信息、房地產等要素市場。在此期間,我國先后開辟了信息化與工業化相互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和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開展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施了科教興國、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和“走出去”等戰略,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以及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內地的逐步推進和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充分利用了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了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出口拉動向消費、投資、出口拉動的轉變,從而既使經濟建設日新月異地向前發展,使國內生產總值由世界第10位攀升到第2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躍居世界前列,并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11],也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面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變化,開拓進取,迎難而上,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新成就。鑒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即將實現,黨的十九大又提出新的“兩步走”戰略,即從2020年開始,用1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從2035年起,再用15年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時,提出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從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驅動為主向依靠科技創新驅動轉變;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協調發展以及城鄉發展一體化,守住耕地紅線;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現東中西部互動合作。對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強調“兩個毫不動搖”的同時,著重強調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為了“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7],“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12];“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2](p.214)。2013~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雖然比過去33年有所降低,但由于經濟總量的基數越來越大,一年的增加值比20年前全年總量都多,僅工業增加值就由20多萬億元增加到30多萬億元[1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更是由百分之十幾提高到30%左右[14];而且,即使在增長速度上,也比同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高很多。在此期間,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空間實驗室“天宮”、深海潛水器“蛟龍”、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悟空”、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天眼”和干線民用客機C919等相繼問世;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15];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每百戶家庭私家車擁有量由近17輛增加到33輛,出境旅游人數由9800萬人次增加到1.6億人次[16]。

  如果把新中國70年的建設比喻成建造一座摩天大廈,改革開放前就像在給這座大廈打地基,變化雖不容易讓人看出來,但大廈建得高、建得快,反過來說明地基打得好、打得牢。現在,這座大廈已經高聳入云,并且還在不斷加高。它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一點一滴攢起來,也是在不斷抗擊各種惡劣環境下用一磚一瓦蓋起來的。它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體現,是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有力證明,是任何外部勢力的封鎖、禁運、制裁都破壞不了的。

  堅定不移維護自身權益和爭取世界和平

  近代中國在外部不斷遭受列強的欺凌、掠奪,在內部則是戰亂不已、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因此,新中國成立后極需外部和平和內部統一。這一實際決定了新中國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必然選擇站在世界進步與和平力量一邊,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必然會不惜一切代價捍衛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安全。正因為如此,加之它有龐大的體量,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帝國主義國家的敵視,從外部施加政治、軍事、經濟的壓力,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的滲透,并在它的內部制造分裂、煽動不滿、培植反對勢力,妄圖遏制其發展、改變其顏色、顛覆其政權,將其重新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使其最終變為附庸國。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宣布:我國外交政策的原則是“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17]新中國成立后,立即加入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當美國趁朝鮮戰爭之機派艦隊侵入臺灣海峽,糾合16個國家組成所謂“聯合國軍”侵入朝鮮,把戰火燒到中朝邊境時,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不顧新中國仍處于恢復時期、中美在經濟和軍事裝備上存在巨大差距的情況,毅然決定派出志愿軍赴朝作戰,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隨后,我國提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1955年8月開始,新中國還就取消禁運、允許留學生和僑民自由回國等問題與美國舉行大使級會談。[18]為了反對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和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黨中央決定對金門國民黨軍實施大規模炮擊。蘇聯主要領導人對中國炮擊金門十分不滿,加之提出在中國領土、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被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堅決拒絕,在中印邊境沖突中又發表偏袒印度的聲明,使中蘇兩黨產生了嚴重分歧。接著,蘇方又單方面召回在華專家、撕毀援助合同、廢除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給兩國關系造成了難以彌合的創傷。當美國擴大侵越戰爭并把戰火燒到越南北方時,我國立即派出大批防空、工程部隊赴越,進行抗美援越斗爭。與此同時,蔣介石集團利用大陸遇到的暫時經濟困難準備“反攻大陸”,蘇聯也在中蘇邊境調兵遣將并不斷挑起事端。這一嚴峻形勢促使毛澤東做出“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19]的判斷,并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和“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思想,表示中國和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和解放運動要相互支持,指示國防和經濟部門要立足于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備戰備荒為人民”,加大對大小“三線”和其他戰備工程的投資,為我國反侵略戰爭和防備可能遭受的核打擊贏得了時間和主動。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國為集中力量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急于從越南戰爭脫身,頻頻向中國示好,而蘇聯卻把中國視為主要敵人,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1971年,我國主要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根據國際形勢的新變化,我國及時調整外交戰略,實現了美國在任總統首次訪華,開啟了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此后,毛澤東又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中國是第三世界一員,永遠不稱霸。[20]這一切都對改善中國安全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后來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鋪平了道路。毛澤東還最早注意到美國政治家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改用和平演變的戰略,要求全黨提高警惕。[21]歷史已經證明,他的提醒對于防止黨和國家領導人蛻化變質,從根本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為爭取祖國統一、維護國家安全,黨中央在新中國成立之始就決定采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實行蘇聯那樣的聯邦制;同時,針對帝國主義制造“西藏獨立”的陰謀,抓緊進軍西藏,實現西藏和平解放,并允許其在一段時間內保留原有政治制度。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時,中央仍承諾其“六年不進行民主改革”。[22]但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外部勢力發動武裝叛亂,被人民解放軍迅速平定,加速了西藏民主改革進程,使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廢除,百萬農奴獲得完全解放。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標志西藏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23]關于臺灣問題,毛澤東于1958年通過特殊渠道帶話給蔣氏父子,表示只要臺灣肯回歸祖國,除外交統一于中央外,其他均可保持現狀,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的祖國統一構想,[24]為后來的“一國兩制”構想提供了最初藍本。

  改革開放前形成的維護自身權益和爭取世界和平的方針及成就,為我國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贏得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改革開放后,根據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獲得獨立、面臨如何發展的難題,以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某種程度上形成均勢、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的國際形勢新特點,鄧小平認為當今時代的主要問題是和平和發展,世界和平力量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因此要抓住戰略機遇期,加快自身發展。隨后,我國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較大調整,強調革命不能輸出,在國與國的關系上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別,全方位發展對外友好關系;同時,仍然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為新時期基本的外交政策。針對1989年我國發生政治風波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所謂“制裁”,鄧小平指出:“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25]并重申毛澤東關于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的警示。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格局趨于瓦解時,他又提出對國際形勢變化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26]的方針,使我國平穩度過了世界大變動、大動蕩的歷史關口。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準確把握了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特點,順應世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并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27]的外交總體布局,建立了中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解決了雙方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先后與有關國家一起啟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建立了中非定期協商機制和合作平臺——中非合作論壇,加入了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20國集團(G20),為自身發展爭取了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也為人類進步與和平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在此時期,當越南驅趕華僑并在中越邊境制造流血事件、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南斯拉夫轟炸我駐南使館、美國戰機在我南海空域與我戰機相撞、日本政府宣布購買我釣魚島及其附近島嶼時,我國政府均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維護了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和民族尊嚴。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為推動祖國統一大業,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并將其運用到解決港澳回歸祖國的問題上。1997年和1999年,中國政府分別收回了香港、澳門的主權。1992年11月,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即“九二共識”)[28],并于2008年實現了兩岸“三通”。同時,為打擊臺灣當局制造“兩國論”的陰謀和“臺獨”勢力的囂張氣焰,于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春,在臺灣海峽和臺灣附近海域進行了4次大規模軍事演習。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繼承和發展改革開放前后有關時代問題的認識,一方面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我國發展仍然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另一方面,著重指出當前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強調“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29],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要求黨員干部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占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準備”。[30]在對時代性質、特征的這一總體判斷下,黨中央為維護我國正當權益和加強國防建設,設置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加強了東海釣魚島海域巡航,進行了南海島礁基礎設施建設并部署防御性力量,建立了部隊在海外的后勤保障基地,深化了軍隊改革,并強調做好軍事斗爭準備,突出戰斗力標準,嚴正聲明任何人不要幻想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與此同時,鮮明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積極參與和推動已有國際對話和合作平臺的基礎上,提出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交往中反對霸權主義、單邊主義,提倡合作共贏,堅持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新路,聲明中國奉行防御性國防政策,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都不會稱霸,從而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使中國越來越多地成為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行動的發起者、倡導者、組織者,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斷提升,從而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

  在新時代,黨中央根據國家安全局勢的新變化,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把安全概念由過去局限于政治、國防、治安方面,擴大到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太空、深海、極地、生物以及海外利益等領域。與此同時,對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做了更為全面、明確的解讀,強調我們愿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臺灣的和平統一,但為防止外部勢力干涉、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堅持“一國”,“兩制”才能并存。習近平指出:“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7]“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31],要“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7]。針對內地前些年“三股勢力”造成無辜群眾罹難的情況,近幾年來有關地區通過職業技能教育培訓等措施,鏟除它們賴以生存的土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寧,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圍繞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一代又一代地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一代又一代地努力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一代又一代地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堅定支持和推動人類進步與和平事業,構成了新中國發展史的三條主線。它們就像交響樂的三個主題,交匯演奏出一首又一首氣壯山河、感天動地的樂曲。每一代人的奮斗中或多或少都留有遺憾,但正如列寧所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32]。當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長征路上繼續奮斗。前面道路上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但是,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民族,也最有反侵略反封鎖反制裁的資格和經驗。只要我們不忘記走過的過去,不忘記為什么出發,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我們前進的步伐。到21世紀中葉,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一定會呈現在世人面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一定會實現。

  [參引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頁。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頁。

  [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9頁。

  [4]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5]《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頁。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頁。

  [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39頁。

  [9]《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頁。

  [10]《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11]《“四個沒有變”——中國仍是世界經濟重要動力源》,《人民日報》2015年12月4日。

  [12]《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頁。

  [13]劉坤:《我國成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第一制造業大國》,《光明日報》2019年9月21日。

  [14]國紀平:《中國有足夠信心底氣戰勝任何困難挑戰》,《人民日報》2019年8月13日。

  [15]《中國減貧之路“優質高效”——國際人士積極評價中國脫貧攻堅成就》,《人民日報》2018年2月1日。

  [16]《中國統計摘要(2019)》,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2019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9月1日。

  [1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

  [18]《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開始舉行?雙方在共同協商后對會談議程取得了協議》,《人民日報》1955年8月3日。

  [19]《我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有關會議文件集(1974.7~1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頁。

  [2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頁。

  [2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頁。

  [22]《奮勇前進?團結進步?更加發展?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二副主任委員張國華的講話》,《人民日報》1958年4月23日。

  [23]《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人民日報》2009年8月14日。

  [24]《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80~881頁。

  [2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

  [26]《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頁。

  [27]《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頁。

  [28]《兩岸公證書使用商談有重要進展?明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具體問題將繼續商談》,《人民日報》1992年11月21日。

  [29]《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人民日報》2017年9月30日。

  [30]《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頁。

  [31]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7年7月1日)》,《人民日報》2017年7月2日。

  [32]《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頁。

  [作者簡介]朱佳木,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100732。]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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