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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 李揚: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
發布時間: 2019-11-12    作者:武力 李揚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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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70年的歷史,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堅持實事求是,從基本國情、階段性任務和國際形勢出發,不斷探索并及時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從而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行穩致遠。這一基本特點,在完善所有制結構、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調整中央和地方經濟關系、改革對外經濟體制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一、完善所有制結構 

  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中國的所有制結構經歷了從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到公有制占絕對優勢,再到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演變歷程。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所有制結構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五種經濟成分,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創造性地提出了“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1]的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并通過調運和吞吐物資來調控市場,例如以“官方牌價”來引導個體和私營商業流通,并通過加工訂貨等方式來調節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生產活動,從而迅速平抑了物價波動,在恢復國民經濟的同時對生產結構進行了調整,在短短三年內把國民經濟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使人民過上了和平安寧的生活。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借機入侵朝鮮和中國臺灣海峽,對新中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使中國優先發展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現代國防工業顯得越發迫切。中共中央根據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和抗美援朝戰局趨于穩定的形勢,決定從1953年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有關部門在制定計劃時反復研究,一致認為要用較快速度發展工業,必須以重工業為重點。1952年8月,周恩來、陳云等組成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蘇聯,蘇聯明確表示愿意援助中國“一五”建設,從而使中國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有了現實可行性。“面對新的形勢和歷史機遇,毛澤東同志于1952年9月提出,現在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并用10年至15年時間完成過渡。這表明,毛澤東同志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設想發生了變化”。[2]“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運動形成猛烈發展的群眾性浪潮,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大大加快步伐。至1956年底,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3]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會后,黨領導進行了對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調整,有力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4]隨著國民經濟調整的深入進行,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性進展。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堅持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探索出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集體勞動中解放出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利用計劃經濟時期“五小”工業[?“五小”工業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開始興辦的地方小型廠礦的統稱,主要指地、縣兩級興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和小水泥廠等。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注釋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243頁。]的底子,實現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在城市,面對知識青年回城和就業壓力增大的問題,黨和政府主要通過發展城鎮個體經濟來解決就業問題。事實上,改革開放初期的 “經濟體制改革,就包含調整所有制結構的內容,即在國營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并存,支持和提倡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以國營經濟為主導、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個體經濟為補充的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5]同時,中國通過“吸引和利用外資、興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或項目)”積極探索運用國際通行的外商投資方式來加快現代化建設。[4](p.700) 

  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6]1999年3月,這一基本經濟制度被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7]在此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深化。中共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國有企業改革開始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階段。中共十五大以后,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攻堅全面展開。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許多國有企業進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4](pp.803,817)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8]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9]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9](pp.515,516~517)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10]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要“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10](p.798)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把“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11]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定下來。 

  2012年以來,外部風險加大、經濟周期性波動與結構性調整等多重壓力交織,使得經濟增速放緩,許多行業進入存量調整階段。去產能、生態環境保護等引發的成本上升,與去杠桿導致的信貸可獲得性下降,使得非公有制經濟面臨困境,這種困境甚至導致2018年出現所謂“私營經濟離場論”。[12] 對此,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發表講話,駁斥了“民營經濟離場論”等錯誤言論,再次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寫入了憲法、黨章,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都不要聽、不要信!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習近平指出:“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幫助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變壓力為動力,讓民營經濟創新源泉充分涌流,讓民營經濟創造活力充分迸發。為此,要抓好6個方面政策舉措落實”,即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完善政策執行方式、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同時,習近平也指出:“希望廣大民營經濟人士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民營企業家要講正氣、走正道,做到聚精會神辦企業、遵紀守法搞經營,在合法合規中提高企業競爭能力”。[13] 

  應當指出,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還有其亟待完善的地方。在經濟存量調整階段以及未來發展布局和產業政策方面,如何合理界定二者的經營范圍,化解其利益沖突,并實現有效協作、優勢互補,共同完成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任務,是進一步完善所有制結構的關鍵。 

  二、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9](p.513)這說明政府和市場關系是十分重要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貨幣投機、囤積居奇、生產萎縮的嚴峻形勢,政府采取有力的經濟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新解放城市進行了打擊不法投機資本的斗爭。進城初始,各大城市軍管會和人民政府即以行政強制力明令禁止銀圓、外匯投機,利用國營商業渠道,秘密調運和集中拋售物資,輔之以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舉擊潰了投機資本,平息了肆虐十余年的通貨膨脹。隨后,中央政府開始統一財經,平衡財政收支和物資供求,同時調整工商業,通過加工訂貨、工業品下鄉和收購農村土產等政策,活躍了城鄉經濟,使國民經濟在1950年下半年得以恢復。 

  1952年10月,為確保“一五”計劃順利實施,避免農產品供求的波動,中央決定對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建立起來,政府逐漸取代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這是因為,我國在十分落后的情況下進行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工業化建設,必須加強資金的快速積累、資源的集中配置、技術人員的統一調配和糧食供給的有力保障。要做到這些,當時只能采用計劃經濟體制和對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并相應對農業、工商業實行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和國有化。[2]在農村,農民在留足口糧、生產用糧、完成農業稅繳納之后,將余糧絕大部分出售給國家糧食部門,從而基本消除了市場交換的基礎。在城市,職工實行統一工資制與主要生活用品票證供給制。計劃經濟體制使資源在確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流向工業建設,使中國得以在短短的20多年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不過,計劃經濟體制并沒有完全消除市場的作用。在農村,在集體經營的同時也存在著社員的少量自留地,農村原有的集市貿易、小商小販以至家庭副業則斷斷續續地存在著。在城市,由于技術水平落后,計劃的制定往往采用估算的做法,分配的物資也多存在著供需不匹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物資調劑串換等“半市場”行為普遍存在。可見,中國并非是教條式地追求計劃經濟體制,而是要利用計劃經濟體制來進行工業建設。 

  改革開放后,在農村實行了“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4]的分配制度改革,不僅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也改變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農產品市場加速壯大。在城市,以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使國有企業在產銷、定價和利潤留成等方面有了更多自主權。中國共產黨在理論認識上先后經歷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等階段,[15]并最終于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16]隨后,中國開始以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16](p.520);推動價格和流通體制改革,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進行財政和金融體制改革,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到20世紀末,中國已經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通過轉變職能建立健全了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加強了調控市場的能力。 

  憑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中國成功應對了兩次外部沖擊,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面對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不僅頂住了亞洲金融危機蔓延的影響,還以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政策,起到亞洲經濟“穩定器”的作用,為穩定亞洲和世界經濟做出了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一些人拋出“奧運低谷效應”、“中國經濟奇跡終結”等論調。但事實是,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為世界經濟復蘇做出重大貢獻。[17] 2013~2018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30%左右。[18] 

  眾所周知,當前我國供給側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絕對的供給不足,而是較為普遍的供給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同時存在。所以,在此情況下如果繼續實施強需求刺激政策,只會使問題越來越嚴重,并使得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加快遞減。[19]為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9](p.513)的改革目標,中共十九大提出“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11](p.24)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為此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經濟工作主線。[20] 首先,政府在確保不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不引發大規模破產失業的前提下,完成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任務,突破傳統增長模式的限制。其次,政府通過簡政放權和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境,為企業降低成本,并由此實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最后,政府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補齊技術短板,通過實施脫貧攻堅和污染防治攻堅來補齊社會和生產短板,為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三、調整中央和地方經濟關系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大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中央和地方經濟關系復雜。 

  新中國成立初期,財政經濟面臨嚴重困難。原國民黨統治區愈演愈烈的惡性通貨膨脹仍在延續,恢復生產和鐵路交通急需大量資金,對不反抗新政權的數百萬舊軍政公教人員實行“包下來”政策,也加重了財政負擔。在這種情況下,舊社會留下來的畸形發展的投機資本在新解放城市繼續興風作浪,加劇物價上漲,市場混亂。面對復雜形勢,黨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與有力的經濟措施,成功地組織了同投機資本斗爭的“兩大戰役”(即“銀圓之戰”和“米棉之戰”)。經此兩大戰役,不法投機資本一蹶不振,國營經濟取得穩定市場的主動權。但要從根本上穩定物價,必須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3](pp.371,372)1950年3月,政務院發出《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統一全國物資調度和統一全國現金管理。[21]到年底即基本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3](p.373)中央政府穩定物價和統一全國財經的工作,確保了新中國能夠集中足夠的資源完成追殲國民黨殘敵、肅清反革命勢力、抗美援朝戰爭、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等一系列任務。 

  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管理權限經歷了集中與分散的多輪反復。“一五”計劃時期,中央政府基本實行了集中統一管理的做法。這種做法確保了重點建設項目的物資供應。但是,逐級匯報審批的管理體制,不僅降低了效率,而且迫使各地方、各部門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以避免煩瑣的行政審批,加劇了浪費問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對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進行了專門論述,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這幾乎是當時全黨的共識”。[22]1957年,中央開始研究“中央和地方在若干工作中劃分管理權限的問題”,制定了《國務院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國務院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國務院關于改進財政體制和劃分中央與地方對財政管理權限的規定》三個文件 [23],并于1958年起實施,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這些新的政策傾向并沒有完全落到實處,它們原本應該產生的積極影響因為‘大躍進’運動的開始被打了嚴重的折扣”。[22](p.47)1961~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重新收回了大部分經濟管理權限。1969年,為加速地方工業發展,加快備戰工作,經濟管理權限再度下放。1970年,為盡快扭轉“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對“三五”計劃進度造成的影響,從年初起,經濟建設開始“冒進”,導致國民經濟在1971年底出現了“三個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職工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24] 1975年的整頓工作,則致力于恢復必要的集中統一和經濟管理制度。總的來看,兩輪的放權與集權,都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中央與地方經濟關系,總是陷入“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但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則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目標。 

  20世紀80年代,為調動地方積極性,中央對地方實施放權讓利的改革,地方政府獲得了更多的財政自主權,地方經濟發展熱情高漲,但在加快地方工業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中央財力不足、對地方經濟盲目擴張約束不力等問題。為此,國務院做出《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22](p.213)分稅制改革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財政體制框架,規范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配關系,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增強了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效縮小地區間財力差距。建立規范的國家稅收體系,形成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25] 這次改革使中央有了足夠的財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重大發展戰略,但是也造成了地方財力不足的問題。這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計招商引資、培育地方企業發展,另一方面轉向以房地產開發為核心的土地財政模式,加劇了相關行業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過多等問題。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和地方經濟關系進入新一輪調整。一方面,中央通過集中經濟管理權限,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和違法違規行為,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利進行。例如,中央通過加強對地方和國企黨委的領導,確保去產能工作順利推進;堅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做出修改。[26]《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27]和財政部《關于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28]等文件的出臺,減輕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規范了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確保去庫存、去杠桿和防風險工作落到實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從2013年啟動自貿試驗區工作至今,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布局逐步完善,形成了覆蓋東西南北中的改革開放創新格局。2019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山東等6省區新設一批自貿試驗區。自貿試驗區在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府職能轉變等領域進行了大膽探索,取得了顯著成效。[29] 中共中央還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30],并在全國建立多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各試驗區結合地方特色,廣泛進行綜合配套改革實踐,并將成功經驗復制推廣。 

  四、改革對外經濟體制 

  隨著國內任務與國際形勢的變化,新中國的對外經濟體制和政策經歷了由統制貿易到全方位對外開放,進而到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性飛躍。 

  1978年改革開放前,由于國家安全需要、國內經濟發展條件和國際環境等制約,使中國很難發揮經濟學上所說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因此采取了統制貿易和進口替代戰略。新中國為了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建設,必須確保將重要的資源留在國內,將寶貴的外匯用于進口最亟須的生產原料和設備,這與發達國家從中國進口原料、向中國出口工業制成品的利益訴求相矛盾,同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也使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在此情況下,當時的對外經濟活動以進出口貿易和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為主,并且在制度安排上采用統制貿易,統制貿易主要通過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來實現。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對外經濟貿易部共同編制外貿計劃,安排和支配全國進出口貿易活動。[31] 

  改革開放后,中國對外經濟戰略轉向重視出口創匯、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等方面。相應地,中國開始放寬對外經濟管理權限。在對外經濟活動中,一方面,放寬進出口經營限制,批準各部門、各地方成立外貿公司;另一方面,興辦經濟特區,探索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3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33]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34]等法律的制定實施,為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中國出口結構偏重于價格較低的初級產品且同質化競爭激烈,而國外技術成熟的工業制成品在當時的國內市場廣受歡迎,因此,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以逆差為主。從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實行單一匯率,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軌。4月1日,銀行結售匯制度正式實施。即日起,人民銀行公布一個基準匯率,各外匯指定銀行參照這個匯率,在規定的幅度內,自行制定對外掛牌的匯價,辦理對客戶的買賣。4月4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正式運營。這些改革措施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對外貿易由逆差轉向順差。[35]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廣闊的國際市場自此敞開,中國的比較優勢全面發揮出來,貿易規模逐步擴大。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外部環境看,中美兩國建立了日益緊密的經貿聯系。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制造能力日益增強,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演化成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被迫通過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增發美元的方式來挽救危機。而中國則逆勢刺激經濟,提高生產能力,在2010年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36],“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逐漸增強,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37] 在2014年時成為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38],至2019年8月,中國的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17]  

  隨著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資本迅速回流美國,造成了對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的沖擊,導致很多國家出現流動性問題。為此,中國與很多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貿聯系,簽訂雙邊貿易與貨幣互換協定,并于2015年10月建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為境內外金融機構人民幣跨境和離岸業務提供資金清算、結算服務。[39] 同時,中國發起設立“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支持中國優質產能走出去,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修建基礎設施,在改變各國基礎設施落后面貌的同時促進了互連互通。 

  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開始加快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首先,在擴大進口、進一步降低關稅的同時,以實際行動降低貿易壁壘。其次,加快構建產業開放新格局,促進外貿優進優出,提升傳統優勢產品出口競爭力,支持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推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融合發展。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進重點產業領域國際化布局。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外資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和一般制造業開放。完善走出去服務保障機制,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促進國際技術和產能合作,支持企業更好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為各國人民提供更加優質的中國產品和服務。[40] 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41]、頒布11條金融業對外開放舉措[42]、擴大包括服務貿易在內的產業開放,尤其是擴大金融開放,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43]最后,加快與國際規則對接,不斷探索與國際接軌的制度,著力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通過這一系列對外開放舉措,中國與世界各國普遍建立了更緊密的經貿聯系。 

  回顧近代以來的歷史,資本主義制度在少數發達國家曾一度取得了成功,但近年來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停滯和治理困境,這使得全世界將關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鄧小平曾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44]社會主義制度能實現生產力更快發展的原因,在于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始終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目標,不斷調整各項制度安排。而這種調整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則在于有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斷深化改革,不斷推動生產力發展。這也進一步印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參引文獻] 

  [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 

  [2]朱佳木:《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歷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 

  [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53頁。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60、682頁。 

  [5]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214頁。 

  [6]《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21頁。 

  [7]《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99年3月17日。 

  [8]《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頁。 

  [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頁。 

  [10]《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頁。 

  [11]《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頁。 

  [12]平言:《對“私營經濟離場論”這類蠱惑人心的奇談怪論應高度警惕——“兩個毫不動搖”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經濟日報》2018年9月13日。 

  [13]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日。 

  [14]顧雷、田聰明:《從“口糧田”到“大包干”——對內蒙古農村一種生產責任制形式的調查》,《人民日報》1980年12月1日。 

  [15]朱丹:《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民日報》2007年10月11日。 

  [16]《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頁。 

  [17]國紀平:《中國有足夠信心底氣戰勝任何困難挑戰》,《人民日報》2019年8月13日。 

  [18]國家統計局綜合司:《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4/t20180412_1593477.html,2019年8月10日;寧吉喆:《發展目標較好實現?穩中有進態勢持續》,《求是》2019年第3期。 

  [19]潘盛洲:《與時俱進做好經濟工作的行動指南》,《人民日報》2016年1月27日。 

  [20]本報評論員:《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人民日報》2018年12月26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196頁。 

  [22]鄭有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2012)》,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頁。 

  [23]《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頁。 

  [24]《當代中國的財政》,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頁;鄭有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2012)》,第123頁。 

  [25]朱志剛:《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深化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關鍵》,《人民日報》2008年8月27日。 

  [2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等五部法律的決定》,《人民日報》2018年12月30日。 

  [27]《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02/content_9111.htm,2019年8月10日。 

  [28]《關于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http://yss.mof.gov.cn/zhuantilanmu/dfzgl/zcfg/201705/t20170503_2592801.html,2019年8月10日。 

  [29]《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布局逐步完善》,《人民日報》2019年8月27日。 

  [30]《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2019年8月19日。 

  [31]許羅丹、謝康:《中國對外貿易》,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 

  [3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79年7月9日。 

  [3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86年4月18日。 

  [3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88年4月16日。 

  [35]施明慎:《劃上成功的句號 1994年外匯改革回眸》,《人民日報》1994年12月24日;裴長洪:《中國對外開放與流通體制改革30年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頁。 

  [36]丁偉等:《科學發展 強國富民——從“十二五”規劃建議看中國方位之一》,《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9日。  

  [37]《經濟結構不斷升級?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二》,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8_1674587.html,2019年8月20日。 

  [38]《中國已成為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第一大貿易伙伴》,《經濟日報》2014年3月8日。 

  [39]許志峰等:《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上線運行》,《人民日報》2015年10月9日。 

  [40]何立峰:《加快構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人民日報》2018年8月8日。 

  [4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9年3月21日。 

  [42]王觀等:《十一條金融業對外開放措施推出》,《人民日報》2019年7月21日。 

  [43]王觀:《加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人民日報》2018年8月2日。        

  [4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頁。 

  [作者簡介]武力,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李揚,歷史學博士,講師,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2206。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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