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首頁 - 加入收藏 - 網站地圖
 
重要新聞 | 影像記錄 |  教育指南
中國概況 | 人物長廊 | 大事年表
國史珍聞 | 圖說國史 | 國史辨析
專題研究 | 理論指導 | 政治史 | 經濟史 | 征文啟事 | 學 者
學術爭鳴 | 學科建設 | 文化史 | 國防史 | 地方史志 | 學 會
論點薈萃 | 人物研究 | 社會史 | 外交史 | 海外觀察 | 境 外
特別推薦 | 文 獻 | 統計資料
口述史料 | 圖 書 | 政府白皮書
檔案指南 | 期 刊 |  領導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專題 >> 新論速遞
李正華: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
發布時間: 2019-11-12    作者:李正華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字體:(     ) 關閉窗口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構建了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核心內容和基本框架。改革開放后,為了適應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的需要,中國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表現為一整套關于政權組織方式、運行方式的政治制度體系。政治體制不僅受到國家性質的影響,而且受到本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具有靈活可變、多樣選擇的特點。政治體制需要不斷地進行改革、調整,以適應生產力不斷發展的需要。]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形成了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為框架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體系,其中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此外,還有選舉制度、決策制度、監督制度、政務公開制度、協商民主制度等具體政治制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也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過程。

  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1949~1978年)

  新中國的政治體制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來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經過28年艱苦奮斗,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進而又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最終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一)建立以三大政治制度為核心內容的政治體制

  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完成了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并開始恢復國民經濟,徹底廢除了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形成了國家基本統一,國內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空前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三大政治制度。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了卓有成效的“一五”計劃建設,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用不到三年時間成功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這一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中國特色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以及中外歷史經驗的比較中做出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重大選擇,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國情做出的理性選擇,是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適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曾效法歐美資產階級國家實行所謂的“議會制”、“三權分立”,但是事實證明,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學習列寧在蘇聯建立蘇維埃(即代表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權形式,對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權及其組織形式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實踐,并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同這一國體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了全國的人民民主專政[1],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全面確立。

  在政黨制度方面,孫中山仿效西方國家實行過多黨制,蔣介石搞過國民黨一黨獨裁,都以失敗告終。根據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毛澤東從中國的革命實踐和社會條件出發,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思想,創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他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2]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與黨外民主人士和進步勢力建立了親密的合作關系,共產黨主導、多黨派參與的“三三制”政權形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政黨制度的雛形。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3]這個講話實際上提出并確立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團結合作的方針。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1954年《憲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了這一制度。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把解決民族問題、實現民族平等和團結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并進行了長期的探索。由于受列寧民族自決理論、蘇聯聯邦制實踐及共產國際的影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基本上都是主張民族自決和建立聯邦制國家的。盡管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也曾有過民族自治的主張和實踐,并在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4],但當時提出的“民族區域自治”還比較籠統,建立的少數民族自治政權也基本上是聯邦制思想框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后來意義上的統一國家內部地方性的民族區域自治。在探索解決民族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達成了一個共識: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族人民都是中華民族的成員,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中華民族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歷史遺產,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趨向是統一、團結。這一共識為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礎。在籌建新中國以及研究采取何種國家結構形式時,中國共產黨正是根據這一共識,放棄了民族自決和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設想,而是選擇在統一國家內部實行地方性的民族區域自治和建立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國,并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鄭重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憲法》之中,將其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二)新中國政治制度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要求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政體,與中國的根本性質相適應,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證。1954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5]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利于中央權威的確立,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有利于黨和政府承擔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艱巨任務;能夠使人民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參與國家的管理。實踐證明,這一極富創造性的制度,既充分體現了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能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又保證了國家政權機關能夠有效地領導和管理國家的各項工作。

  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6]。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也有別于蘇聯的一黨制,其顯著特征和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各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或反對黨,而是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友黨和參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重大問題上進行民主協商、科學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對于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健全社會主義監督體系具有重要而獨特的意義。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既能避免多黨競爭、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蕩,又能避免一黨專制、缺少監督的弊端。

  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實行民族共和國和聯邦制的情況下,新中國沒有照搬蘇聯的經驗,而是創造性地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新中國確定為統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國,這是“史無前例的創舉”[7]。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其核心是保障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具有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務的權利。實行這種制度,體現了中國堅持實行各民族平等、團結、合作和共同繁榮的原則。實踐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相結合,把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相結合,促進了新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確立和發展,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加強了民族團結和經濟發展。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合乎中國國情的正確選擇。

  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與初步探索(1978~1992年)

  政治體制需不斷地進行改革、調整,以適應生產力不斷發展的需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也開啟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

  (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

  新中國確立的政治體制為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證,但是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經驗不足,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中出現了一些失誤和挫折。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要適應不斷變化的國情,對妨礙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發揮的具體制度、體制和機制進行不斷改革,以實現自我完善和發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8]。為了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全會決定恢復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并選舉陳云為第一書記。[9]《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10]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機構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克服官僚主義等成為改革開放之初被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因此,鄧小平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11]

  (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

  制度建設、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鄧小平就多次強調要進行體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6](p.320)的講話,集中體現了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和總體思路。

  這篇講話深刻總結了國內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的深刻教訓,對中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及其產生的歷史和現實原因進行了深刻剖析,闡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客觀依據。講話指出:“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任務,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是實現這個任務的關鍵”。[6](p.342)講話將我國政治制度分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體政治制度,提出要對這兩方面的制度進行區分。具體政治制度即政治體制,講話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6](pp.327,333)講話科學分析了人和制度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既承認人的因素在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又重視制度的作用。鄧小平在講話中精辟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此,鄧小平認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6](p.333)這些論斷對于我們準確把握中國政治制度的豐富內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這篇講話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一次比較系統的發表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見解,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指明了原則和方向,成為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隨后,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調整、精簡各級行政機構,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等改革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三)中共十三大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全面部署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問題日益凸顯。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個問題,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必須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議事日程,并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11](pp.164,160)

  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12],開始醞釀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十三大的報告”。[13]隨后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

  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我國政治體制“在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興利除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14]

  中共十三大之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啟動。在1988年進行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國務院部委由45個減為41個,直屬機構從22個減為19個,非常設機構從75個減到44個。在國務院66個部、委、局中,有32個部門共減少1.5萬多人,有30個部門共增加5300人……機構改革后的國務院人員編制比原來減少了9700多人”。[15]

  1989年6月,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擔負起歷史重任,進一步強調了社會的政治穩定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繼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有序、健康地發展。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涉及許多領域,但更多關注的是“文革”結束后面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著眼點主要是如何從制度層面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改革的核心主要是針對“權力過分集中”[6](p.321)特別是領導干部個人高度集權的問題。重要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強調民主法制,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著手建立國家法律體系;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適度的黨政分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禁止個人崇拜和個人專制;轉變黨的執政方式,推行基層民主和黨內民主;等等。這一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

  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發展與政治文明建設的提出(1992~2012年)

  中共十四大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政治體制改革從著重解決“權力過分集中”調整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從1992年中共十四大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圍繞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向前推進。

  (一)政治體制改革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為主要內容

  為了推動中國改革向前發展,1992年1~2月,鄧小平視察南方并發表了重要談話,提出了“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等重要論斷。[11](p.373)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主要內容,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16]中共十五大至十七大也都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要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雖然在“文革”期間一度遭到破壞,但在1979年以后得到恢復并不斷完善。保證全體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質,也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先進性和生命力之所在。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實現選舉權的平等。2010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進行修改,規定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17]這就保證了“各民族、各地區、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的人大代表”,更好地體現了“人人平等、地區平等、民族平等”。[18]

  中共十四大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穩步向前推進。中共中央先后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19]、《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20]和《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20](p.565)等文件,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發揮作用創造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鞏固和發展了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越來越多的黨外人士在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和司法機關擔任領導職務。中國共產黨在做出重大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都堅持同黨外人士進行充分協商,通報情況、聽取意見,廣集民智、廣求良策。從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重要文件到《憲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議,從國家領導人建議人選到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決定,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到關系國家全局的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進行協商的渠道暢通,聽取建議的形式豐富多樣,有力地推動了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人民政協通過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組織參加政協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參政議政,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加強各民族的團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完善。1982年《憲法》不僅恢復了1954年《憲法》中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一些重要原則,而且在總結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經驗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可以自主地安排使用屬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21]黨和政府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在財力和物力上給予民族自治地方積極支援,促進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共中央還做出一系列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大部署,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不斷鞏固和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呈現出經濟繁榮、政治安定、文化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的喜人景象。[22]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指城鄉居民以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為依據,在城鄉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在居住地范圍內依托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直接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權利,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制度與實踐。基層群眾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中共十七大根據以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自治體系逐步建立的事實,正式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有力地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豐富了中國特色政治制度體系。

  中共十七大把國家層面的民主制度與基層范疇的民主制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的內容更全面、結構更完整,廣大群眾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參與管理、依法維權的能力不斷提高。

  (二)不斷推進黨政機構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最核心的內容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一階段,中共中央機構于1993年和1999年先后進行了2次改革,國務院機構于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先后進行了4次改革。

  在黨的機構改革方面,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黨必須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不斷改善和加強對各方面工作的領導,改善和加強自身建設”,“農村要進一步搞好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全民所有制企業要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在其他各種經濟組織中,也要從實際出發,抓緊建立健全黨的組織和工作制度”。[16](pp.12,43)1999年,中共中央部門機構改革以“有利于堅持、加強、改善黨的領導,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提高黨的執政水平,有利于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為指導思想,以“堅持一件事情由一個機構管理為主,減少職責交叉”為基本原則。[23]通過改革,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確定由中央委員會(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這三個委員會組成。中央委員會是黨中央的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由其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中央決策機構,中央書記處為中央執行機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黨中央的監督、檢查部門。中央軍事委員會是黨中央的軍事領導部門。這三個委員會的職能各有分工而又在中央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之下,構成了中共中央領導框架。

  在政府機構改革方面,1993年,中共中央審議通過了《關于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主要是“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按照政企職責分開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切實做到轉變職能理順關系、精兵簡政提高效率”。[24]改革實施后,“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原有的86個減少到59個,人員減少20%。國務院不再設置部委歸口管理的國家局,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調整為8個”。[15]1998年,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改革實施后,“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部門內設機構精簡1/4,移交給企業、社會中介機構和地方的職能200多項,人員編制總數減少一半”。[25]2003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背景下進行的,改革的目標是“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26]并提出了決策、執行、監督三權相協調的要求。這次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由28個部門組成。[27]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的中心思想是“轉變政府職能和理順部門職責關系,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新組建了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等5個部委,國務院組成部門改革為27個。[28]

  通過黨政機構改革,在政府職能轉變、法治政府建設、政府管理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制度建設讓“民告官”成為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9]的實施,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了政府信息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服務作用;政府還利用新興媒體改進工作、提高效率、服務人民,服務型政府建設不斷深化;“政府部門召開公共事務聽證會成為常態,‘三公經費’逐步公開,‘網絡問政’蓬勃發展”。[30]此外,我國還進行了地方黨政機構改革、行政區劃調整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開展了農村基層政權的改革與建設,強化了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制定了黨政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制度、會計委派制度、政府采購制度,實行了領導干部用車、住房等福利待遇貨幣化試點。

  干部的公開選拔、競爭上崗、任前公示及推薦責任制逐步推廣。2006年1月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至2012年,全國有超過24萬人通過競爭上崗走上了領導崗位,中央機關公開遴選公務員正式實施。[30]

  (三)確定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任務,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新命題

  中共十五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越世紀的發展,要求我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31]這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法治”概念。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修正案,[32]使之成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性進展,對中國政治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反映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利于推進法制建設和法治國家建設。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政權廢除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先后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等法律。特別是1954年《憲法》的制定與實施,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礎,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確立提供了法律保障。從此,中國的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1954年《憲法》頒布后,曾于1975年、1978年、1982年3次被全面修改,于1979年、1980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7次被部分修正。在《憲法》的制定和修改過程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還制定了一大批法律法規。截至2011年8月底,“中國已制定現行憲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規706部、地方性法規8600多部,涵蓋社會關系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各個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比較完備,法律體系內部總體做到科學和諧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33]這些法律法規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任務。[34]中共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35]這是在黨的文獻中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內容就是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核心和關鍵就是要著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35]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性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優勢。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我國政治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為主要內容,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的內容更全面、更豐富,結構更完整;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選舉工作更加規范化、制度化;重要決策事前進行政治協商成為制度,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不斷推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不斷擴大;各級人大“開門立法”,政府部門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公共事務聽證成為常態;充分運用網絡同人民群眾進行溝通;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3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逐步形成;開展了各級政府職能轉變和黨政機關精簡機構工作,實施了公務員制度;對干部選拔采取民主推薦、公開考試、擇優錄用,引進了競爭機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反腐倡廉工作等取得了顯著的進展。政治體制改革朝著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方向前進。

  政治體制改革全面深化(2012~2019年)

  中共十八大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明確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七項主要任務,即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37]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38]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專門研究了黨和國家領導機構改革問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39]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40],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新境界。

  (一)突出黨的全面領導,推進黨的領導體制改革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共十八大重申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任務,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把“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39]納入改革目標。黨的領導體現在政治改革的整個過程和方方面面,黨的領導體制進入全方位改革的新時期。

  確立了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41]。習近平同志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關系黨和人民根本利益、關系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大事,是在領導和推進偉大事業、偉大工程、偉大斗爭、偉大夢想的實踐中形成的,對于進一步開創治國理政新局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為了提高高層權力的協調性,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成立了20多個專門的領導小組(委員會)[42],由政治局常委親自領導。其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中央海洋權益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等均為中共十八大以后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3個領導小組中共十九大之后改稱“委員會”)由習近平任組長。201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習近平任主任。設立中央領導小組(委員會),有利于整合職能部門資源,有助于沖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實現工作的快速推進。

  建立健全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理順黨的組織同其他組織的關系,統籌設置黨政機構,“黨的有關機構可以同職能相近、聯系緊密的其他部門統籌設置,實行合并設立或合署辦公”。[39]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40],把黨和國家的機構整合在一起改革,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這一改革有助于理順黨政機構職責關系,統籌調配資源,減少多頭管理,減少職責分散交叉,使黨政機構職能分工合理、責任明確、運轉協調,形成統一高效的領導體制,保證黨實施集中統一領導。

  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的重大命題和任務[38],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規定了深化黨的組織制度、干部人事制度、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制度、人才發展體制機制四個方面的改革任務,并分解為26項改革舉措,明確了責任單位、改革成果形式和時間進度。[43]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目標的根本保證。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結底要靠黨的堅強領導,靠黨的建設。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的規章制度的科學完備程度。黨的建設制度發揮著調整黨內關系、指導黨內生活、規范黨員行為、解決黨內問題、維護黨內秩序、集中并實現黨的意志等重大作用。

  在我國政治生活中,中國共產黨居于領導地位,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實行全面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在我國政治體制中的核心地位體現在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各個層面,決定著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干部的選拔和任用等。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才能更好地統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動改革涉險灘、闖難關、啃硬骨頭,才能統籌協調、蹄疾步穩推進各項改革,使全面深化改革具備堅實的群眾基礎和不竭的動力源泉。

  (二)明確提出制度現代化任務,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政治制度

  制度成熟與完善的程度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成熟與完善程度的集中體現。中共十八大后,我國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重大政治任務,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將新中國的制度建設分為兩個階段,他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44]這一論述提出要建立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深刻闡明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意義與實現路徑,豐富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有力推動了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按照“四個必須”[?即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參見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6日。]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的重要體現。2014年,中共中央審議通過了《關于改進完善專題詢問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每年安排國務院領導同志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專項工作報告,到會聽取審議意見、回答詢問。專題詢問更加規范化、機制化和常態化”。[45]2015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轉發了《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關于加強縣鄉人大工作和建設的若干意見》,[46]為各地積極開展縣鄉人大建設指明了方向。2015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做出重要修改,進一步明確了立法權限,“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47]這對于更好發揮立法引領和推動改革的作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意義十分深遠。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進一步健全了立法工作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制度,黨的主張和人民的意愿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立法引領和推動改革的路徑越來越清晰。[48]此外,我國在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和實踐創新,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提高立法質量等方面也取得了新成就。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37](p.21)2015~2017年,中共中央先后印發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49]、《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50]、《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51]、《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52]、《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53]等文件,對統一戰線及多黨合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規定,主要包括:明確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內涵和本質屬性,闡明了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渠道程序和重要意義,對新形勢下開展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進行了部署;對統一戰線的性質、地位作用做出新概括,對統戰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范圍和對象進行了新的完善;明確了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重要意義、指導思想、重要原則、內容和形式;詳細規定了政黨協商的指導思想和重要意義、內容、形式、程序、保障機制,提出了政黨協商的三種主要方式——會議協商、約談協商和書面協商;規定人民政協協商式監督八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主要形式以及程序機制;等等。

  2018年3月15日,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54]這次政協章程修改的重要成果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充分體現了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判斷和重大舉措。人民政協可以充分發揮協商式監督特色優勢,重點監督黨和國家重大改革舉措、重要決策部署的貫徹執行情況,通過調研察看發現問題,圍繞履責不力提出批評,針對問題不足督促改進。中國政黨制度在政策、相關章程和制度機制方面不斷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

  (三)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邁出了重大步伐,監察體制改革成為亮點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2013年,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確定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的主要思路,即“以職能轉變為核心”,“重點圍繞轉變職能和理順職責關系,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37](p.224)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37](p.531)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強調要“統籌設置黨政機構”,“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39]統籌設置黨政機構,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可以避免政出多門、責任不明、推諉扯皮。統籌推進黨政軍群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變革,力度規模之大、涉及范圍之廣、觸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機構于2018年集中進行了改革,國務院機構于2013年、2018年進行了2次改革。改革后,中共中央機構共計減少6個,其中正部級機構減少4個、副部級機構減少2個;國務院機構共計減少15個,其中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各增加了1個專門委員會。[55]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最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建立黨統一領導下的國家反腐敗工作機構”,“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56]。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在繼承和借鑒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構建國家監察體系,有利于對黨內監督達不到的地方或者不適用執行黨的紀律的公職人員依法實施監察,真正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實現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國家監察與黨內監督有機統一。

  2016年11月,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了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在總結改革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2018年2月,全國省、市、縣三級監察委員會全部完成組建。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正式成立。[57]該委員會的成立使中國的國家機構序列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府兩院”為“一府一委兩院”所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是最高行政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是最高監察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一府一委兩院”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全國人大負責,受其監督。

  中共十八大以來,政治體制改革更加注重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更加注重發揮法治規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我國不斷探索新時期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推進路徑,豐富其內在的形式,在整體性和有效性相統一的基礎上使三者有機結合;人民民主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回顧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進程與經濟發展同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必須具備的政治結構和穩定的政治環境。這一進程形成了適應發展階段、符合發展要求的獨具特色的民主政治體系,顯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強大生命力,開創出一條發展中國特色民主政治道路的有效途徑。這一進程的經驗值得借鑒:政治體制和政治文明建設必須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圍繞黨的中心任務來展開,朝著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參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12頁。]來加強;必須著眼于中國的實際,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必須與時代同步伐,穩步推進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參引文獻]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頁。

  [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頁。

  [3]《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 頁。

  [4]《內蒙開始創造自由光明的新歷史》,《人民日報》1947年7月16日。

  [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1954年9月21日。

  [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頁。

  [7]《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頁。

  [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頁。

  [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60頁。

  [10]《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重要文獻選編》2,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72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

  [1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1988~1989年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頁。

  [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2~1213頁。

  [14]《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5頁。

  [15]盛若蔚、石國勝:《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正逢其時》,《人民日報》2008年3月11日。

  [16]《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1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決定》,《人民日報》2010年3月15日。

  [18]吳邦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人民日報》2013年3月21日。

  [19]《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72頁。

  [20]《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頁。

  [2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人民日報》1984年6月4日。

  [22]《發展新篇》,《人民日報》2011年6月29日。

  [23]王曉暉:《堅持優化協同高效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人民日報》2018年3月19日。

  [24]《全國機構改革工作會議強調?轉變職能?理順關系?精兵簡政》,《人民日報》1993年7月22日。

  [25]朱镕基:《政府工作報告——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人民日報》1999年3月18日。

  [26]朱镕基:《政府工作報告——2003年3月5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03年3月20日。

  [27]《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人民日報》2003年3月11日。

  [28]《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人民日報》2008年3月16日。

  [29]《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人民日報》2007年4月25日。

  [30]黃慶暢:《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人民日報》2012年5月14日。

  [31]《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

  [32]《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99年3月17日。

  [3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8日。

  [34]《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要求?與時俱進努力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日報》2002年6月1日。

  [35]《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頁。

  [36]《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04年3月16日。

  [3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4頁。

  [38]《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39]《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

  [40]《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

  [41]《向黨外人士通報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人民日報》2016年10月30日。

  [42]《加強黨的領導?數字見證輝煌》,《人民日報》2017年10月9日。

  [43]羅旭:《〈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提出26項改革舉措》,《光明日報》2014年9月2日。

  [44]《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

  [45]《人民民主新境界》,《人民日報》2017年7月20日。

  [46]《加強縣鄉人大工作和建設?充分發揮基層國家權力機關作用》,《人民日報》2015年10月22日。

  [4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人民日報》2015年3月16日。

  [48]《擊楫勇進在中流》,《人民日報》2016年1月19日。

  [49]《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人民日報》2015年2月10日。

  [50]《中辦印發〈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人民日報》2015年6月26日。

  [51]《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人民日報》2015年9月23日。

  [52]《中辦印發〈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人民日報》2015年12月11日。

  [53]《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的通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深圳市鹽田區委員會網,http://www.yantian.gov.cn/zx/gzzd/201705/t20170504_6308335.htm,2019年5月30日。

  [5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人民日報》2018年3月28日。

  [55]《〈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103頁。

  [56]《構建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人民日報》2016年12月5日。

  [57]姜潔、朱基釵:《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創制之舉——國家監察委員會產生紀實》,《人民日報》2018年3月25日。

  [作者簡介]李正華,歷史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鄭?珺]

    相關鏈接 -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 兩彈一星歷史研究 - 人民網 - 新華網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政府網 - 全國政協網 - 中國網  - 中國軍網 - 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于我們 - 聯系我們 - 版權聲明
    當代中國研究所 版權所有 備案序號:京ICP備06035331號
    地址: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郵編:100009 電話:665723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mg4155线上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