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首頁 - 加入收藏 - 網站地圖
 
重要新聞 | 影像記錄 |  教育指南
中國概況 | 人物長廊 | 大事年表
國史珍聞 | 圖說國史 | 國史辨析
專題研究 | 理論指導 | 政治史 | 經濟史 | 征文啟事 | 學 者
學術爭鳴 | 學科建設 | 文化史 | 國防史 | 地方史志 | 學 會
論點薈萃 | 人物研究 | 社會史 | 外交史 | 海外觀察 | 境 外
特別推薦 | 文 獻 | 統計資料
口述史料 | 圖 書 | 政府白皮書
檔案指南 | 期 刊 |  領導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政治史 >> 政治制度史
李文:新中國改革開放前打下的堅實基礎
發布時間: 2019-11-18    作者:李文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字體:(     ) 關閉窗口

  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正如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1]筆者認為,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創建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建立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普遍提高的人口素質,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打下了堅實的制度、物質技術、人力資源等基礎。 

  創立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中國共產黨早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對未來新政權的國體和政體就有所設想。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關于民主集中制,毛澤東也做了清楚的說明:“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此后,他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1948年的“九月會議”和1949年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上,對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做出了更加深入的闡述,對為什么不采用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和三權分立制做了說明,明確了在以普選為前提的人民代表大會尚無條件召開的情況下可先在解放區范圍內召開人民代表會議進行民主建政。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完整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基本形成。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同時又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地方則“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3]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并鞏固了人民政權,恢復了國民經濟,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創造了條件。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4],據此全國進行了第一次普選,逐級召開了鄉、縣、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地方各級機關。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的組織法,選舉產生了國家領導人。一屆全國人大的召開,標志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正式確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5]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制度安排”,[6]是建立其他有關國家制度的基礎。 

  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憲法》規定:政協作為“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5](p.521)1954年12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以下簡稱《章程》)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團結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它既不同于國家機關,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團體,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其基本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將繼續通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更廣泛地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難,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5](p.705)《章程》還規定了參加政協的七項準則和政協的組織總則等。1955年底,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戰部長座談會,認真討論分析各民主黨派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基本變化,充分肯定了他們向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的進步。1956年2~3月,中共中央召開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適應社會主義改造迅速發展和階級關系根本變化的客觀要求,進一步明確了同各民主黨派團結合作的新方針和新政策。[7]在此基礎上,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8]這樣,在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歷史關頭,人民政協在性質和任務上完成了歷史性的轉型,“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機構、作為統一戰線組織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推動各種社會力量為實現國家總任務而奮斗、活躍國家政治生活、調整統一戰線內部關系、擴大國際交往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推進新中國各項建設貢獻了力量”[9]。“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10] 

  我國另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了消除民族壓迫,實現民族平等、國家統一,中國共產黨遵循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并在陜甘寧邊區進行了實踐。1947年5月1日,我國第一個規模較大的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正式成立,開創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先河。[11]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經過各民族代表的充分討論,大家認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各民族在國內實行平等、團結、聯合的最適當形式,并在《共同綱領》中把它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和重要政治制度確定下來。《共同綱領》第51條明確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內,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3](p.12)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準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以下簡稱《實施綱要》),以《共同綱領》所確立的原則為依據,就自治區域、自治機關、自治權利、自治區內的民族關系和上級人民政府的領導原則等做了詳細規定。[12]1954年頒布實施的《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憲法》一方面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做了較為詳盡的規定,把自治機關確定為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三級,并以民族鄉為重要補充形式;另一方面又重申了《實施綱要》所規定的“自治權利”,使其具有了更高的法律效力。[5](pp.522,536~537)《憲法》頒布實施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得到全面實施,民族地區的制度建構也遵照《憲法》的規定逐步規范。1955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告成立,實現了從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向民族區域自治政府的過渡。此后,1958年3月,廣西僮族自治區[1965年10月12日,改稱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1958年10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13]至此,我國先后建立了5個民族自治區,并形成延續至今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輔之以民族鄉、民族鎮和民族區的設置。這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民族地區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新中國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和地方政權建設上的創造性發展,奠定了當代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格局。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體系,不但為我國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相應的經濟制度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而且為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實踐,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打下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新中國的經濟獨立和國防安全提供了物質保障,也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生迅速改善準備了技術條件。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經濟發展畸形,農業和手工業占國民經濟比重達90%;工業極其落后,僅有的一點重工業也多為列強在華設立的修理廠以及為其提供廉價原料、半成品的礦山和工廠,幾乎沒有真正的機器制造業,更沒有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鋼鐵工業也非常薄弱。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4]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國人民嘗盡了因為落后而挨打的苦痛,深知“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15]1952年,在“工農業生產獲得了很大的恢復”后,毛澤東就清醒地指出:“同志們要知道,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而我們已作了的工作,還只是向這個方向剛才開步走。”[14](p.223)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曾提出了一種設想,中國的工業化可以考慮采取經互會的方式,即在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定范圍內分工合作實行一體化生產。但是,新中國領導人立足于中國具體實際,做出了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決定。 

  1956年,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們應當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16]隨后,周恩來在具體闡述經濟建設的方針時對此做了詳細說明:“這個方針,把過去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的提法具體化了,提出了建設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要求。我們的工業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任何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總要有一點獨立的能力,更不用說象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太小的國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國家。而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我們所說的在我國建立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是說: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制造機器,不僅能夠制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制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制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象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但是,應該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說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國也不可能什么都有。美國算是一個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大國吧,但是有的東西它也沒有,橡膠就沒有。蘇聯也有它沒有的東西。另外,所謂完整的工業體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很高的產量呢?當然,產量是要高一點,但是不一定很高,這個任務的實現是決定于東西的有無,不決定于是否有很高的產量。從這樣的要求來看,我們覺得八大的決議上寫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是恰當的。現在看,時間可能要長一點”。[17] 

  事實上,1953年開始啟動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就是循著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思路展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一五六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六九四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18]。從實際施工的150個項目看,軍工企業有44個,鋼鐵、有色冶金等冶金工業企業20個,化工企業7個,機械工業企業24個,煤炭、電力、石油等能源工業企業5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19]通過這150個項目的建設以及其配套項目的建設,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狀態,迅速展開較為合理的工業布局,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的框架,起到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的重大作用。從實際效果來看,“一五”期間的建設很好地實現了上述目標:一是新建了一些工業部門,尤其是在機械工業領域最為突出。1956年,中國制造出解放牌汽車、噴氣式殲擊機和蒸汽機車。到1957年底,“已經有了載重汽車、高爐、平爐制造設備、汽輪發電設備、拖拉機、精密儀表、石油機械和電訊設備等幾十個行業比較齊全的制造系統,并開始試制一批新產品,使機械設備的自給能力從新中國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多”。二是基礎工業部門得到大大加強,尤其是以鞍山鋼鐵公司為代表的鋼鐵工業獲得飛速發展。1957年生鐵產量達594萬噸、鋼535萬噸、成品鋼材415萬噸,鋼產量年均遞增32%,生產的鋼材品種達4000余種,鋼材自給率達到了86%。三是紡織、食品、造紙等輕工業得到了很大發展,基本上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四是兵器工業改變了不能生產重型武器裝備的現狀,初步建立了門類齊全、專業配套的現代工業體系,并且全面開展了制式化武器的試制生產。五是推動了現代技術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奠定了中國現代技術的基礎,對20世紀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pp.180~182) 

  總之,正是因為有了“一五”計劃實施的基礎,我們才能有底氣提出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目標。中共八大不但提出了這樣一個目標,而且據此對第二個五年計劃乃至今后更長一段時期的工業化建設任務做出了安排。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共中央一邊領導調整國民經濟,一邊反思過去的經濟建設方針,對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設想有了新的認識。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大會書面報告中提出:對于我國從1963年到1972年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央有一個初步的設想。這個設想的主要目標,一是“按照勤儉建國的原則和不高的標準,基本上解決我國人民的吃、穿、用的問題”;二是“基本上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經濟體系;在科學技術方面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面實現大躍進,接近現代工業大國的水平”。他指出,這個設想是“在總結過去建設工作的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總路線和大躍進的精神,根據毛澤東同志關于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之間關系的指示提出來的”,“實現了這個十年的初步設想,我國將能夠奠定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鞏固基礎,使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切實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16](pp.369~370)可見,此時中央的認識已從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變更為建設“獨立的完整的經濟體系”。 

  1963年8月,周恩來在出席中共中央《關于工業發展問題》起草委員會會議時指出:“經過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三年過渡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十年規劃,基本建立一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20]這一新的認識逐步在黨的領導集體中形成共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兩步走”的發展設想:“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他還說:“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實現上述第一步任務的一個關鍵時期。這個時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經過大約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國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7](p.439)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申了這一設想。 

  經過全國上下的艱苦奮斗和不懈努力,到改革開放以前,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規劃的建設“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目標實現了。按照1963年周恩來提出的設想,到1975年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的主要目標包括:糧食產量達到5500億斤,人均擁有原糧650斤;棉花產量4000萬擔,加化學纖維25萬噸,人均可有16尺布;鋼產量2800萬~3000萬噸;煤炭產量4億噸,石油產量3000萬噸;鐵路運輸里程達到5.5萬公里左右;在木材、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各種鋼材、化肥、酸堿、機床、發電量上達到相應的產量;在輕工業產品和各種運輸量上,在國防工業和尖端技術上,也有相應的增長和相當的發展。[20](pp.614~615)對照查閱統計數據,可以看到,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擾,1975年多數指標沒有完成。但是,1978年,多數指標完成了。這一年的主要產品產量是:糧食6095.3億斤,人均633.2斤;棉花4334萬擔,化學纖維28.46萬噸,紗238.2萬噸,布330.9億尺,人均34.4尺布;粗鋼3178萬噸;原煤6.18億噸,原油10405萬噸;鐵路營業里程5.17萬公里。[?1978年的人均數據根據《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的統計數字計算得出,當年全國人口為9.6259億人。參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第6、37、42、43頁。]其他如木材、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各種鋼材、化肥、酸堿、機床、發電量以及輕工業產品的生產能力和交通運輸能力都有顯著增長。國防和科技領域取得了許多重要突破性的成就,如國防工業有“兩彈一星”和核潛艇,尖端技術領域有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蛋白質、返回式遙感衛星等。 

  可見,盡管有過曲折,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只用20多年的時間就建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改革開放后工業發展進入騰飛期,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工業生產能力日益增強,逐步向中高端邁進。目前,“我國已成為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增加值自2010年起穩居世界首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自2006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引擎。2018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7.5%,比1978年提高24.4個百分點。[21] 

  顯著提高人口素質 

  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我國顯著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在社會發展進步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寶貴的人力資源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前,廣大工農群眾及其子女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全國人口80%以上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澤東說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一窮二白”,“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有很多科學項目,我們還沒有著手進行”。[22]而且,“疫病流行,中國人體質孱弱,嬰兒死亡率高達200‰,平均期望壽命只有35歲”。[23]新中國成立后,在面向大眾的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方面著力甚多。 

  (一)顯著提高人口文化素質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在根據地(解放區)開展文化教育工作,描寫夫妻二人互幫互學的秧歌劇《夫妻識字》傳唱至今,經久不衰。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就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了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學校必須向工農開門的總方針,要求中小學廣泛招收工農子女,開設工農速成中學、工農干部補習班和技術培訓班,同時開展掃盲運動。1950年12月,政務院發出《關于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24] 

  1951年1月,全軍規模的文化教育也正式開始。10月,政務院公布實施《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在新學制中,針對工人、農民的干部學校和各種補習學校、訓練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小學實行五年修業一貫制,有利于勞動人民子女能夠接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各種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所急需的技術學校被列入正規的學校教育系統內,并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各種學校教育在整個教育系統中都能夠互相銜接。[25]新學制的實施保證了教育工作按照統一、規范、合理的步驟開展,其制度安排帶有奠基性質。1957年,全國高校在校學生達到44.1萬人,比1949年的11.7萬人增加了近3倍,研究生畢業人數達到1723人,比1949年的107人增加了15倍多,國家工業化建設急需的高級技術人才緊缺的狀況有所緩解。[26]掃盲運動也在1956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到1957年上半年,已有2200萬人脫離文盲狀態,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27]“大躍進”時期,全民大辦文化、教育事業,為在勞動人民中普及文化知識、豐富文化生活、提高文化水平做出了新的探索。“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但在推行普及中小學教育方面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975年、1976年全國小學在校學生人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全國小學生人數增加了29.1%,初中生人數增加了4.4倍,高中生人數增加了10.3倍。[26](p.111)1978年,我國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28] 

  (二)顯著提高人口健康素質 

  面向大眾,同樣是新中國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要方針。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面向公職人員、大學生實行了公費醫療制度,面向國營企業職工實行了勞保醫療制度,但廣大農村卻基本處于缺醫少藥狀態。1950年、1952年和1953年,衛生部先后三次組織召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分析衛生工作的形勢、任務,并逐步確立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29]本著這一方針,國家衛生部門一方面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流行;另一方面,積極組建各級醫療衛生組織,面向基層開展巡回醫療,培養醫療衛生人才,并在農村推廣新法接生。到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農村建起了大量的合作性質的聯合診所。1955~1956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合作醫療隨之在多地建立。1956年6月公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首次規定合作社要“開展公共衛生工作和社員家庭衛生保健工作”。[30]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展以后,全國第一次出現了創辦農村合作醫療的高潮。此后經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調整,農村合作醫療進入平穩、有序發展狀態。 

  到1965年,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人民群眾的健康狀況也有了顯著改善。在傳染病防治方面,霍亂很快在我國絕跡;1955年人間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1959年性病在全國范圍內基本被消滅;20世紀60年代初天花已告滅絕,比其在世界范圍內滅絕早了10余年;到60年代中期,結核病的患病率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4%下降到1.5%左右,死亡率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防止血吸蟲病取得突出成就,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接生員隊伍增長到68.574萬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的保證。[29](pp.8~11)農村地區的絕大多數縣、公社和生產大隊都建立起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以公社衛生院為中心的三級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網,在改善農村衛生環境、保障農村群眾健康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965年,毛澤東發出“六·二六指示”,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31]。自此,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實現了制度化,到1975年底,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后有110多萬人次去農村開展巡回醫療;有十幾萬城市醫務人員在農村安家落戶;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中70%以上分配到農村。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得到大力推廣,到1976年,實行合作醫療的農村生產大隊的比重由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26](pp.114~115)到1977年,合作醫療的普及率進一步提高,全國90%以上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隊伍達到180多萬人,衛生員、接生員共有420多萬人。[32]1978年9月,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蘇聯阿拉木圖主持召開了國際初級衛生保健會議,會議對中國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給予充分肯定,把中國的經驗作為解決初級衛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在發展中國家推廣。[33]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1980年對中國進行考察后發表的報告稱,1950~1980年,在人均預期壽命方面,中國的進步遠遠大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預期壽命增加28歲,低收入國家只增加15歲)。并且,1979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64歲)還超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數(61歲),比相同收入水平的國家高出約16歲。同期,中國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也大幅度下降,1980年中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37.6‰,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47%,是中國1950年水平的27.2%。考察團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這一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國當時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醫療保障體系。[34] 

  面向大眾的教育和醫療衛生方針的貫徹實施,使得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經濟落后的條件下實現了社會發展水平的迅速提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開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教育和收入三個維度構成的綜合評價指標,即人類發展指數(HDI),來全面衡量社會進步。排名結果顯示,從國際上看,通常一國社會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對應,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卻是一個例外,中國社會發展的世界排名遠遠超過了經濟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兩者名次差別最大的國家。在改革開放前夕,中國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貧窮國家之列,人口的過快增長稀釋了經濟發展的成果,而我國的教育發展卻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1960~1980年,世界上從低教育發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不過十幾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更為突出的是,在這十幾個國家中,中國取得的進步最顯著,位次上升幅度最大,取得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社會進步,這顯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在促進社會發展進步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26](p.355)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改革開放初期,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人口年齡中位數為22.9歲[35],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處在由年輕型進入成年型的轉變時期。可見,新中國改革開放前人口規模的擴大、人口素質的顯著提高,為我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奠定了寶貴的人力資源基礎。 

  總之,創立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顯著提高人口素質,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輝煌成就,是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打下的堅實基礎,是新中國70年歷史的奠基之作、初創之作,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敬仰。 

  [參引文獻] 

  [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頁。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頁。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7頁。 

  [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頁。 

  [6]《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日報》2014年9月6日。 

  [7]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頁。 

  [8]《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21日)》,《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  

  [10]《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 

  [11]《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成立》,《人民日報》2007年8月8日。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人民日報》1952年8月13日。 

  [1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年10月~2009年9月)》上,《人民日報》2009年10月3日。 

  [1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1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頁。 

  [16]《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頁。 

  [17]《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頁。 

  [18]《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9頁。 

  [19]董志凱:《關于“156項”的確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頁。 

  [21]孫韶華、班娟娟:《經濟總量不斷飛躍?中國書寫世界奇跡》,《經濟參考報》2019年9月2日。 

  [22]《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頁。 

  [23]《蔣正華文集·人口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頁。 

  [24]《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頁。 

  [2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396頁。 

  [26]李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2)》,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頁。 

  [27]郝和國:《新中國掃除文盲運動》,《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 

  [28]國家統計局綜合司:《滄桑巨變七十載?民族復興鑄輝煌——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bwcxljsm/70znxc/201907/t20190701_1673373.html,2019年7月1日。 

  [29]《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 

  [3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頁。 

  [31]《切實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人民日報》1965年9月1日。 

  [32]衛生部寫作組:《全面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衛生路線》,《人民日報》1977年6月26日。 

  [33]艾笑:《中國的經驗可望又可及?我國婦幼保健成就令國際矚目》,《人民日報》1995年9月8日。 

  [34]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編著、財政部外事財務司組織譯校:《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頁。 

  [35]國家統計局:《系列報告之五:人口總量適度增長結構明顯改善》,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qzxzgcl60zn/200909/t20090911_68637.html,2019年7月22日。 

  [作者簡介]李文,法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周進] 

    相關鏈接 -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 兩彈一星歷史研究 - 人民網 - 新華網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政府網 - 全國政協網 - 中國網  - 中國軍網 - 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于我們 - 聯系我們 - 版權聲明
    當代中國研究所 版權所有 備案序號:京ICP備06035331號
    地址: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郵編:100009 電話:665723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mg4155线上娱乐 青海快三口诀 股票买跌还是买涨 快3中奖多少钱官方 浙冮体彩6十1历史数据 11选5黄金一胆 股票发行价格有几种 上海天天彩选四 基金配资平台 辽宁11选5玩法秘诀 七乐彩玩法说明